到了1922年，希特勒已在自己周圍集中了各個階級的人士，他們的文化程度與職業也大相徑庭。儘管程度有所不同，但所有人都與他一樣，贊同民族主義，恐懼馬克思主義。其中有兩個飛行員：赫爾曼·戈林，此人曾是一流的戰鬥機飛行員，是赫赫有名的「里希特霍芬飛行團」的最後一名指揮官；另一名是魯道夫·赫斯，此人在戰爭初期是希特勒所在團的一名軍官，戰爭結束時成了一名飛行員。雖然兩人都出身富裕家庭，都堅信希特勒是德國之前途的答案，但兩人在外貌上、性格脾氣上都顯著不同。
戈林為人輕浮，裝腔作勢，性格外向，易與人交友，且常常能左右友人。他的父親曾當過區法官，後被俾斯麥委任為帝國西南非委員。他結婚兩次，有8個孩子。戈林排行倒數第二，是個學者，但他對學術研究毫不在乎，意在從戎為國效勞。通過他的教父的關係，他加入了「普魯士皇家青年軍」，在戰鬥中出了名，在參加了第27次空戰後，獲得了一枚最高軍事獎章「功勛獎章」。停戰後，他成了瑞典航空公司的一名飛行員，與一有夫之婦卡琳·馮·坎佐訂了婚。卡琳的父親出身瑞典的貴族，母親則出身於愛爾蘭一個釀酒家庭。一俟她最後辦妥離婚手續，他倆便立即結婚。
戈林原可在瑞典安生度日的，但他急欲返回德國，以「洗雪凡爾賽的恥辱，洗雪失敗之恥，剷除通過普魯士心臟的長廊」。他考進了慕尼黑大學，學的是歷史和政治學，但更使他感興趣的卻是現實中的政治。為此，他曾擬在經沙場考驗的軍官中建立自己的革命政黨。「我記得，他們曾開會討論為這些軍官提供膳宿的問題。『你們這些笨蛋！』我對他們說，『難道你們認為，一個幹練的軍官會找不到一張床來睡覺嗎？連一個漂亮姑娘的床也找得到！他媽的，眼下還有更緊要的事情呢！』不知誰老著臉皮，我在他頭上給了一下子。當然啰，大家哄堂大笑，會議也就結束了。」他領導革命的企圖也就到此告終。直到1922年秋天的一次群眾大會上，他才找到一個值得追隨的人。這次大會在科尼希廣場召開，目的在於抗議盟國讓德國交出所謂戰犯的要求。各黨派的發言人紛紛上台。後來，群眾在高喊，「希特勒！」事有湊巧，原來希特勒正站在戈林和卡琳的附近（他們已在年初結婚），他們偶然聽到他說，他根本不想「給這些馴服的資產階級海盜講話」。那時，希特勒身穿軍大衣，腰間扎著皮帶。他身上的某種東西感染了戈林，於是，戈林便在紐曼自助餐館參加了一次黨的會議。「我在後邊坐著，不敢冒昧。我記得，那次會議有羅森堡。希特勒對為何未作發言作了解釋。他說，那樣不痛不癢地講，哪個法國人也不會失去睡覺的機會的。你必須用刺刀支撐你的威脅。是的，這才是我要聽的。他要建立的是一個能使德國富強、能粉碎凡爾賽條約的政黨。『不錯，』我對自己說，『這才是適合於我的黨！打倒《凡爾賽和約》！他媽的，這才合我的胃口！』」
在黨的總部，他填了一張入黨申請表。這樣一位戰爭英雄竟出現在這樣一個破舊的辦公室里，肯定引起了轟動。他回憶道，「反正有人告訴我說，希特勒想立刻見我。」風度翩翩的戈林，希特勒只要看上一眼就足夠了。站在他跟前的是這樣一個北歐人：閃閃發光的碧眼，又高又細的身材，粉紅中帶白的皮膚。「他告訴我，正當他要找人來管理衝鋒隊時，我正好去找他。這完全是運氣。」他們同意一個月後再宣布，但戈林卻立即投入了衝鋒隊的訓練工作，且將其作為一個軍事組織進行訓練。「『軍隊！』我對眾人說，『這是軍隊！』」
看上去，他是不折不扣的日耳曼人，但是，按希特勒的標準，他還不是一個種族主義者。事實上，他的許多朋友都是猶太人。戈林之所以加盟德國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是因為它是革命的，不是因為其意識形態。其他黨派也搞革命，所以，我想我怎麼也能參加上一個！」他是一個熱衷於行動的人物，被一個熱衷於行動的組織所吸引，也正是當時希特勒所需要的人物。他與容克軍官和社會各界人士有著寶貴的聯繫，又是在遊行時、在會議上可供炫耀的人物。在必要時，他也不會在乎正面斥責某些領導人。
若與戈林相比，魯道夫·赫斯就黯然失色了。他出生於埃及的亞歷山大港，父親是個有錢的批發商和出口商。父親要他從商以繼承家業，但他卻願當個學者。他曾就讀於巴德戈德斯伯格寄宿學校，後在瑞典考進了高級商業學校。戰爭迫使他輟學；戰後，他怎麼也不想以商為業。與戈林一樣，他也進了慕尼黑大學，學的是歷史學、經濟學和地理政治學。他也覺得被「11月罪犯」出賣，但他並未從事自己的革命，而是加入了「圖裡會」。他參加示威遊行，也在街頭演講（雖然他很害羞）。作為「自由兵團」的一個成員，他曾參與推翻巴伐利亞蘇維埃政權的鬥爭。
他也在尋找一位領袖。在大學時期，他的論文《怎樣的人才能領導德國恢複其舊日的光輝？》曾獲獎。他寫道，此人應是獨裁者，善於使用口號、上街遊行和煽動民眾。他必須來自人民，但又與群眾毫無共同之處。與所有偉人一樣，他必須具有「完整的人格」，「不因流血而畏縮，大是大非總是靠鐵和血來解決的」。為達此目的，他必須準備「踐踏自己的摯友」，「鐵面無私地」施行法律，「小心謹慎而機敏地」對待人民和國家，必要時「可用騎兵的馬靴將他們踩在腳下」。
赫斯在希特勒身上找到了其理想，並作為希特勒的親信和心腹在他身邊待了一年多。與此同時，他還效忠於另一人（其妻為猶太人），卡爾·豪斯霍弗將軍。此人曾在東京任武官3年，能講一口流利的日語，於1911年回國。回國後，他熱衷於亞洲事務，並堅信，國家的存亡有賴於其所控制之疆域。戰爭就是他這一理論的證明。德國之所以受包圍，受扼制，最後蒙受戰敗的恥辱，其原因就在於它缺乏生存空間。停戰後，他出任慕尼黑大學的地理政治學教授。他告誡學生，救國之途在於自給自足，為此，德國不僅需要自給自足（國民經濟獨立），還需要生存空間。對豪斯霍弗教授和希特勒，赫斯均佩服得五體投地，希望能將二人湊在一起。可其中有個障礙：豪斯霍弗太太的父親是個猶太商人。赫斯雖然遵從種族主義的理論，但他又是個有血有肉的人，既對教授先生忠心耿耿，也對教授夫人不懷二心。
赫斯當時風華正茂，既謙虛又不獨斷專行。他雖曾在戰場和街頭英勇奮戰，其獲獎的論文也頗具血腥味，但他遠不是個嗜血成性者。他愛書本與音樂甚於激烈辯論，但在咖啡廳論戰中也不難見到他，而他也正是在霍夫布勞斯的血戰中博得了希特勒的賞識。他面目方正，眉毛又黑又濃，兩眼炯炯有神，嘴唇嚴緊，儼然是「準備踐踏摯友」之人。只是在微笑時赫斯才露其真容——一個機智靈敏、青面獠牙的青年理想主義者。伊爾塞·赫斯（當時叫伊爾塞·普洛爾）回憶道：「他笑得很少，不抽煙，不喝酒，對戰爭失敗後還在跳舞和社交的年青人缺乏耐心。」除了深知他的人以外，對其他人來說他是個謎。他是個理想的信徒。他不屑於爭權奪利，準備跟隨希特勒走遍天涯海角。
希特勒還有一個盲目追隨者是尤利烏斯·施特萊徹。在反猶方面，赫斯與戈林均大大遜色於他們的領袖；而施特萊徹語言之惡毒卻遠遠超過了希特勒。此人很世故，矮胖，禿頂，肥頭大耳，給人以粗壯的感覺。無論是在餐桌旁，或在床上，他的胃口都是過人的。他有時直率而親善，有時又狂暴而殘忍。他可以不費吹灰之力從傷感躍至殘酷無情。與希特勒一樣，只要一公開露面，他手中是很少不拿鞭子的。不同的是，希特勒的鞭子，像一條狗鏈子似的，套在手腕上，而他的卻作為武器予以炫耀。年輕時，他「身上背著裝滿了反猶書籍和小冊子的背包，到處遊逛」。他的演講，通篇充滿了虐待狂的想像，對於政敵則用最污穢的語言進行攻擊。由於他相信猶太人陰謀反對雅利安人，他的舌尖上掛滿了無窮無盡謾罵的言辭。
施特萊徹加入了德國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1922年，該黨紐倫堡支部一建立，他便創辦了一份專門譴責猶太人的報紙《衝鋒隊員》。若與維也納那份曾給年輕的希特勒以重大影響的雜誌《東方天壇星》相比，這份報紙在污穢和仇恨方面已大大前進了一步，並業已成了使希特勒的許多親信驚愕的源泉。希特勒本人對色情文學極反感，不贊成施特萊徹縱慾無度，對這個古怪的信徒唆使的黨派之間的不斷爭吵表示關切。但是，與此同時，他又佩服施特萊徹的充沛的精力與瘋狂的忠誠。「迪特里希·埃卡特不止一次告訴我，施特萊徹當過中學教員，而且，從許多方面看，又是個怪人。他還常說，如果不支持像施特萊徹這種人，國家社會主義要取得勝利是毫無希望的。」施特萊徹在《衝鋒隊員》里常常言過其實，因而常招人斥責，對此，希特勒的回答是出乎人們意料的：「人們說，他把猶太人理想化了。其實卻相反。猶太人比施特萊徹描述的更加窮凶極惡。」
希特勒的親信就是這種人。他的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