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步入這一小群人的圈子裡時，關於政黨或運動，是不會有什麼問題的。」但是，那年秋天，工人黨真正給予希特勒的卻是宣傳他的思想的講台。就像在曼納海姆的小書房裡他曾首次發泄他的仇恨和披露他的願望一樣，這一小撮心懷不滿的人給了他所需要的動力。
他的第一個任務，是要把基本上是個辯論性質的社團變為一個政治機構。「代表全黨的委員會實際只有7人，它不外乎是個小俱樂部的領導機構而已。」在報紙描述那些日子的故事連載中，希特勒風趣地回憶說，「1919年的慕尼黑日子很不好過。昏暗的燈光，垃圾成堆，騷動，穿著破舊的人們，窮困的士兵，總之，這是4年戰爭和革命醜聞惡果的圖景。」
在羅森巴德後屋的會議室里，每逢開會，會議的用燈都是一盞昏暗的煤氣燈。「我們集會時……是個什麼樣子？可怕，軍短褲，染過的外衣，戴得發亮的、五花八門的帽子，腳穿改制的破靴子，手持木棍做『手杖』。」在那些日子裡，這是顯赫的象徵，證明他屬於人民。
「我們總是那麼幾個人……首先是兄弟般的問候；之後，大家便報告說，各地的『種子』已經播下，甚至生根了；末了，他們便問，我們是否也可作同一彙報。我們常常強調要以一個單位行動。活動費一般僅有5馬克，而一次活動竟達17馬克的高峰。」
希特勒最終說服了委員會用召開較大型會議的辦法增加黨員人數。在兵營里，他利用連隊的打字機，親自打出了邀請人們參加首次會議的請帖；他還用手寫。在首次會議的當晚，7名委員在等候「預計前來赴會的群眾」。一小時過去了，誰也沒有來。「我們還是7人，原來的7人。」希特勒改變了戰術，請帖是油印的。這次，來了幾個人。慢慢地，赴會人數從11人增至13人，最後達到34人。
會議的捐款被用作廣告費。他們在一家民間的反猶報紙上刊登廣告，宣佈於10月16日在霍夫布勞斯酒館的地下室里召開群眾大會。
如果到會人數如前，這次的費用恐怕已使工人黨破產。哈爾雷很悲觀，但希特勒堅持說，會有許多人來的。到下午7時，煙霧瀰漫的室內已集合了77人。對當晚之主要演講人是如何接待的，現已無案可查；但我們知道，幾乎就在希特勒踏上安放在主台上的、粗糙的講經台時，聽眾如同「觸電一般」。他原定發言20分鐘，可一講就是半個鐘頭，譴責、威脅和保證之詞，有如流水，從他口中噴射出來。他失去控制，大動感情；當他在熱烈的掌聲中就座時，已是滿臉汗水了。他雖然精疲力竭，卻滿心歡喜，「我歷來純粹憑感覺而不是憑直覺所假設的東西，現在證實了：我能『講』！」
這不僅是他生涯的轉折點，也是「德國工人黨」的轉折點。熱情的聽眾當場捐贈了300馬克；現在，他們有錢刊登更多的廣告和印刷標語口號了。11月13日，第二次群眾大會召開了。這次大會是在埃伯爾布勞啤酒廳舉行的，130多人（大部分是學生、小店主和軍官）參加了大會，大會發言人共有4人。入場券每張50芬尼——這是當地政治活動中的一件新鮮事物。吸引眾人的主要是希特勒。演講至中途，一些鄉巴佬開始高聲怪叫，擾亂會場。幸好希特勒早與軍隊內的朋友打好招呼，所以，不到幾分鐘，擾亂分子「便抱著流血的腦袋，滾下樓去」。會議的中斷反而激得希特勒更加慷慨激昂。在演講結束時，他強令大家起來反抗：「德國的慘境必須用德國的鋼鐵打破。那樣的時刻必然到來。」
希特勒再次令聽眾傾倒。他演講時用的是原聲，感情又奔放，這就使他與專講理論的知識分子有很大的不同。有個在場的警察，在蔑視希特勒是個商人後報告說，他「火候掌握得非常好」，必將成為一個「職業的演講宣傳家」。他的呼籲是他的肺腑之言——愛祖國，憎恨帶來1918年失敗的猶太人。這種演講方法，以及他所使用的街道和戰壕語言，使老兵們認識到，他也曾分享過機槍、鐵絲網和骯髒的民主，能體現前線的、神聖的同伴的手足之情。
不到兩星期，另一次熱烈的群眾大會又召開了，參加人數達到170人。12月10日，他們使用了一個更大的酒館——「德意志帝國」酒館。儘管曾宣布大廳內有暖氣，群眾還是紛紛離場。這時，幾位委員便說，會議開得太勤了。一場激烈的辯論展開了。希特勒爭辯說，在一個有70萬居民的城市裡，別說兩星期開會1次，就是每周10次也開得起。他說，他們所走的道路是正確的，勝利必然到來。他的堅持果然得到了報答。群眾大會的新址坐落在達豪埃大街，靠近兵營。開會時，士兵們蜂擁而來，使參加人數突破了200人。
希特勒的飛黃騰達，使其他委員深感不安。他們反對他那火山爆髮式的、輕鬆活潑的風格。另外，由於吸引了大量粗魯的軍人，他正在改變整個組織的面貌。他們害怕黨被毀滅。德萊克斯勒雖然也同樣憂慮，但他堅信，希特勒是黨的希望。在他的支持下，希特勒當上了黨的宣傳部門負責人。受提拔後的希特勒，對黨務之低效提出了更嚴厲的批評。沒有辦公室和設備，黨怎樣辦公？他親自動手，在他被介紹入黨的地方即斯特納卡找了一間辦公室。這間房子很小，做過酒室；房租也便宜，每月才50馬克。房東將木隔板拆除使它「更像殯葬大廳而不像辦公室」時，委員會並未抱怨。他用梅爾上尉給的錢和黨的基金，在室內裝了電燈和電話，還配備上桌椅、書櫥、碗櫥等傢具。希特勒的下一個措施是雇請經理，全天辦公。他在兵營找到一個中士，此人「正直、絕對忠誠老實」。上班時，他把自己的艾德勒牌的手提打字機也帶來了。
那年12月，希特勒要求對黨的組織進行全面改革，將一個辯論性質的社團改造成一個真正的政黨。由於他們滿足於一個極右的小組，大多數委員均反對改革。他們不像希特勒那樣能看清宣傳本身並不是目的，而是推翻魏瑪共和國的手段。辛勤操勞的德萊克斯勒再次支持希特勒。在德萊克斯勒家裡，兩人積極草擬黨的計畫和綱領，一討論就是幾小時。他倆的關係主要是靠對猶太人的不信任和仇恨來維持的。據德萊克斯勒說，因為猶太人和工會的關係，他幾度失業，後來成了「激進的反猶主義者和反馬克思主義者」。他住在舒適的尼姆芬區，希特勒常坐電車去他那裡。兩人常埋頭工作，連吃晚飯都得德萊克斯勒太太幾次三番來叫。「我的小姑娘常趴在希特勒的膝上，」德萊克斯勒回憶說，「她知道她是受歡迎的。」對她，他是阿道夫叔叔。
1919年末的一個晚上，希特勒「夾著一大捆手稿」來到德萊克斯勒家裡。這是黨的綱領草稿。兩人埋頭工作了幾小時，將它「壓縮」到儘可能簡單。「告訴你吧，我們絞盡了腦汁！」德萊克斯勒回憶說。直到次日早晨才搞完。希特勒跳了起來，以拳擊桌。「我們的這些意見，」他喊道，「可與惠登伯格門上的路德的牌子相抗衡！」
綱領包括了25點。希特勒要求在群眾大會上予以公布。
可以預見，委員會是持反對意見的。他們不但反對裡邊的許多觀點，而且還反對召開群眾大會。德萊克斯勒起初也表示懷疑，後來終於同意了希特勒的意見，再次開會時全力支持了他。反對派的意見被否決，於是開會日期便定了下來：1920年2月24日。
用醒目的紅字印製的標語口號、路牌等遍布慕尼黑。此時的希特勒倒害怕起來了，他怕自己的演講會使「群眾打哈欠」。大會定在晚上7時30分開始。7時15分，當希特勒步入霍夫布勞斯酒館的宴會大廳時，他發現，廳里擠得滿滿的，約有2000人。他高興得「心都快跳出來了」。尤其令他高興的是，與會者半數以上是共產黨人或獨立社會主義者。他相信，敵對聽眾中真正有理想的人是會轉到他這邊來的，而他也歡迎他們搗亂會場。
大會開始了，會場很安靜。主講人是個富有經驗的「民間」演講者丁格費爾德。他拐彎抹角地攻擊了猶太人。他引用了莎士比亞和席勒的話；其攻擊之柔和，甚至連共產黨人也未被激怒。之後，希特勒站起身來。沒有人高聲怪叫。他穿的是一件老式的藍色外衣，很破舊，看上去他一點兒也不像演說家。開始時，他講得很平靜，沒有什麼加重語氣之類。他扼要地講了近10年來的歷史。然而，一旦講到戰後席捲德國的革命時，他聲音中便充滿了感情；他打著手勢，眼睛放射出光芒。憤怒的喊聲從大廳的每個角落傳來。啤酒瓶在空中飛舞。用橡皮棍和馬鞭武裝起來的士兵們——希特勒在軍內的支持者——「像獵犬一樣迅猛，像牛皮一樣堅韌，像克虜伯公司的鋼鐵一樣堅硬」，急忙投身戰鬥。搗亂者被逐出門外。廳內的秩序有所恢複，但譏笑的喊聲仍不斷。希特勒恢複演講，喊聲並未令他目瞪口呆。在曼納海姆的經歷使他習慣了這類搗亂，而他似乎還從裡邊吸取了力量。他的精神，還有他的話，令聽眾感到溫暖。聽眾開始鼓掌了，掌聲淹沒了怪叫聲。他嚴厲譴責當局正在成噸成噸地印刷紙幣的行為，指責社會民主黨人只會迫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