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世界語言「大一統」之前，不同語種之間的互譯，是難以迴避的一種增進相互了解的途徑。尤其是自20世紀中葉以來，英語已經在國際範圍內取得了強勢地位，中國科研人員，時常要為如何把英文科技辭彙翻譯成確切的中文而冥思苦想，可謂「為求一字穩，拈斷三根須」。
在近代中國與生物演化有關的英譯漢書籍中，開先河者當推嚴復所譯英人赫胥黎的《天演論》（亦即《進化論與倫理學》）。按照今天的標準，嚴復所譯的《天演論》，跟林琴南翻譯的英文小說差不多，充其量只能說是編譯，很難與原著逐字逐句地予以對照。但頗具諷刺意味的是，正是在《天演論》的「譯例言」中，嚴復開宗明義地提出了一百多年來中國譯者所極力追求的境界：「譯事三難：信、達、雅。」嚴復並給出了「信、達、雅」三字箴言的出處：「《易》曰：『修辭立誠。』子曰：『辭達而已。』又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三曰乃文章正軌，亦即為譯事楷模。故信達而外，求其爾雅，此不僅期以行遠已耳，實則精理微言。」 按照嚴復的標準，檢視他本人的譯文，達固達也，雅則爾雅，唯獨與「信」之間，差之豈止毫釐。
嚴復不僅深知這「三曰」之難，而且還洞察難在何處：「求其信已大難矣，顧信矣不達，雖譯猶不譯也，則達尚焉。海通已來，象寄之才，隨地多有，而任取一書，責其能與於斯二者則已寡矣。其故在淺嘗，一也；偏至，二也；辨之者少，三也。」
嚴復上述文字寫於戊戌變法發生前的一個來月，距今已近115年。其間，僅就生物學領域而言，從英文原著翻譯過來的書籍和文章，就難以勝計，「象寄之才」，似是多如牛毛。然而，嚴幾道先生所感慨的譯文之劣相以及個中之緣由，依然歷久而彌真。
「淺嘗」者，不求甚解之謂也。魯迅先生所嘲諷的「牛奶路」的翻譯，固然是望文生義的極端例子，而把蔣介石的英譯名返回來譯作常凱申，委實是該打屁股的。不少人以為能讀「懂」原著就可以成為「象寄之才」，則更是一種誤解。詞不達意，也屬淺嘗輒止、未予深究之故，比如把population譯作種群（實為種內居群）。另外，翻譯「紅皇后假說」時，對Van Valen的用典，是否探究清楚，亦未可知。若是的話，那是非常令人佩服的。
「偏至」者，以象寄之心度著者之腹所致也。比如，近年來對evolution譯作「進化」還是「演化」的爭論，若是按達爾文的原義，譯作進化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當然，依照現在的認識，譯作演化似更合適一些。究竟取何種譯法，則視譯者的偏好而定了。類似的還有「絕滅」與「滅絕」（extin）之爭。
「辨之者少」，此乃語言、文化、歷史、風俗諸項之「隔」 所致也。因「隔」而不「辨」，這是象寄之大無奈也。像喬伊斯（James Joyce）的一些書，連母語為英語的人且視為畏途，遑論我們這些少壯之年才呀呀學舌者，怎能不將其視為天書呢？看來「辨之者少」，也不只限於譯者範疇。比如，達爾文在《物種起源》一書中並沒有使用evolution一詞，而是用dest with modification，後來人們逐漸把二者看成是可以互換的。竊以為，達爾文之所以青睞dest with modification（兼變傳衍），應該自有他的道理。演化僅意味著歷時而變，而兼變傳衍則有共同祖先的含義。
語言文字雖然也是與時俱進的，但其慣性一般說來還是很大的。因此，我們在翻譯一個新詞時，無論多麼謹慎，也不為過；「恆慮一文苟下，重誣後世」（包世臣）。另一方面，約定俗成的東西，要想更改，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例如，像「七月流火」這類現今被廣泛誤用的典故，似也無傷大雅。誠如莎翁所言：「名字有啥關係？玫瑰不叫玫瑰，依然芳香如是。」
苗德歲
2013年2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