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7月里的一個上午，在北京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周明鎮先生的辦公室里，正舉行一場文革後該所古哺乳動物研究室首批研究生入學考試的口試，周先生問了一位考生下面這個問題：「你能說出達爾文《物種起源》一書的中、英文副標題嗎？」當年未能回答出周先生這一提問的那位考生，正是你手中這本書的譯者。
我進所之後，有一次跟周先生閑聊，周先生打趣地說：「德公，口試時我問你的那個問題有點兒tricky（狡猾），因為葉篤庄以及陳世驤的兩個譯本都沒有把副標題翻譯出來，所以，問你該書中、英文的副標題，是想知道你究竟看過他們的譯本沒有，當然啦，也想知道你是否讀過達爾文的原著，以及對副標題你會怎麼個譯法。」記得我當時對周先生說，我一定會去讀這本書的。周先生還特別囑咐我說，一定要讀英文原著。
1982年，經過周先生的舉薦和聯繫，我到了美國伯克利加州大學學習，在那裡買的第一本書就是《物種起源》（第六版）。1984年暑假回國探親時，我送給周先生兩本英文原版書，一本是《物種起源》，另一本是古爾德的《達爾文以來》（Stephen Jay Gould，Ever Since Darwin）。周先生一邊信手翻著《物種起源》，一邊似乎不經意地對我說，你以後有時間的話，應該把《物種起源》重新翻譯一遍。我說，您的老朋友葉篤庄先生不是早就譯過了嗎？周先生說，那可不一樣，世上只有永恆不朽的經典，沒有一成不變的譯文，葉篤庄自己現在就正在修訂呢！其後的許多年間，周先生又曾好幾次跟我提起過這檔子事，說實話，我那時從來就未曾認真地考慮過他的建議。
周先生1996年去世之後，張彌曼先生有一次與我閑聊時，曾談到時下國內重譯經典名著的風氣盛行，連諸如《綠野仙蹤》一類的外國兒童文學書籍，也被重譯，而譯文質量其實遠不及先前的譯本。我便提到周先生生前曾建議我重譯《物種起源》的事，她說，我們在翻譯《隔離分化生物地理學譯文集》時，有的文章中用了《物種起源》的引文，我們是按現有譯本中的譯文來處理的，當時也感到有些譯文似乎尚有改進的餘地，如果你真有興趣去做這件事的話，這確實是一件很值得做的事。她接著還鼓勵我說，我相信你是有能力做好這件事的。可是，正因為我讀過這本書，深知要做好這件事，需要花多麼大的工夫和心力，所以我對此一直缺乏勇氣，也著實下不了決心。那麼，後來是什麼樣的機緣或偶然因素，讓我改變了主意的呢？
在回答上面這一有趣的問題之前，先容我在這裡將這一譯本獻給已故的周明鎮院士、葉篤庄先生、翟人傑先生以及目前依然在科研崗位上勤勉工作的張彌曼院士。周先生不僅是這一項目的十足的「始作俑者」，而且若無跟他多年的交往、有幸跟他在一起海闊天空地「侃大山」，我如今會更加地孤陋寡聞；葉先生是中國達爾文譯著的巨人，他在那麼艱難的條件下，卻完成了那麼浩瀚的工程，讓我對他肅然起敬；翟老師是我第一本譯著的校閱者，也是領我入門的師傅；張先生既是我第二部譯著的校閱者，又是近20年來對我幫助和提攜最大的良師益友。若不是他們，也許我根本就不會有這第三部譯著，我對他們的感激是莫大的，也是由衷的。這讓我想起著名的美國歷史學家與作家亨利·亞當所言：「師之影響永恆，斷不知其影響竟止於何處。」（Henry Adams，「A teacher affects eternity；he ever tell where his influeops.」）
現在容我回到上述那一問題。起因是2009年10月，為紀念達爾文誕辰200周年暨《物種起源》問世150周年，在北京大學舉辦了一個國際研討會，領銜主辦這一活動的三位中青年才俊（龍漫遠、顧紅雅、周忠和）中，有兩位是我相知相熟的朋友，亦即龍漫遠與周忠和。會後，時任南京鳳凰集團旗下譯林出版社的人文社科編輯的黃穎女士找到了周忠和，邀請他本人或由他推薦一個人來重新翻譯《物種起源》，周忠和便把我的聯繫方式給了黃穎。黃穎很快與我取得了聯繫，但我幾乎未加思索地便婉拒了她的真誠邀請。儘管如此，我想，此處是最合適不過的地方，容我表達對周忠和院士的感謝——感謝他多年來的信任、鼓勵、支持和友誼。
黃穎是個80後學哲學出身的編輯，她很快在網上「人肉」出我是她的南京大學的校友以及我與南京的淵源，有一搭沒一搭地繼續跟我保持著電子郵件的聯繫。當她得知我2010年暑假要去南京地質古生物研究所訪問時，便提出屆時要請我吃頓飯。我到南京的那天，她和她的領導李瑞華先生請我一道吃飯。我們席間相談甚歡，但並未觸及翻譯《物種起源》的話題，他們只是希望我今後有暇的話，可以替他們推薦甚或翻譯一些國外的好書。幾個月之後的聖誕節前夕，我收到了小黃一個祝賀聖誕快樂的郵件，其中她寫道：「我心裡一直有個事情，不知道該不該再提起。……看過您寫的東西，聽您談及您和《物種起源》的淵源，我始終很難以接受其他的譯者來翻譯這麼重要的一本書。您是最值得期許的譯者，從另一個角度說，您這樣的譯者，只有《物種起源》這樣的書才能配得上，現在好書即使有千千萬萬，但是還會有一本，更值得您親自去翻譯的嗎？想提請您再一次考慮此事，我知道這是一個不情之請。我的心情，對於您和您的譯文的期待，您能理解嗎？也許給您添了麻煩和更多考慮，但那是傳世的……」我怎麼能拒絕這樣的邀請呢？
就在我的譯文剛完成三分之一的時候，我收到了小黃的一個郵件，她知會我：由於家庭和學業等原因，她決定辭職；但她讓我放心，譯林出版社對這本書很重視，李瑞華先生會親自接手該書的編輯工作。這件事深深地打動了我，最近我在《紐約書評》網站上讀到的英國著名作家蒂姆·帕克斯（Tim Parks）的一篇博文，恰恰反映了我當時的心情，他說：作者希望得到出版社的重視，以證明其能寫、能將其經歷付諸有趣的文字。我有幸遇到像黃穎女士以及李瑞華先生這樣的編輯和出版人，他們沒有向我索取隻字片句的試譯稿便「盲目地」信任我、與我簽約，並在整個成書的過程中，給了我極大的自由與高度的信任，在此我衷心地感謝他們。在本書編輯出版階段，譯林編輯宋暘博士做了大量的工作，她認真敬業的精神讓我感佩，對我的信任和鼓勵令我感動，也由於她的推進和辛勤勞動，使本書得以早日與讀者見面，謹此向她致以謝意。
我還要感謝周志炎院士、戎嘉余院士、邱占祥院士、沈樹忠研究員、王原研究員、於小波教授、王元青研究員、張江永研究員、孫衛國研究員、鞏恩普教授、Jason A.Lillegraven教授以及Larry D.Martin教授等同事和朋友們的鼓勵和支持；感謝堪薩斯大學自然歷史博物館、中科院古脊椎所、南京地質古生物所現代古生物學和地層學國家重點實驗室的大力支持；感謝張彌曼院士、周志炎院士、戎嘉余院士、邱占祥院士、周忠和院士、於小波教授以及沈樹忠研究員閱讀了《譯者序》，並提出了寶貴的意見；感謝沙金庚研究員對一瓣鰓類化石中文譯名的賜教、倪喜軍研究員和王寧對鳥類換羽的解釋。此外，在翻譯本書的漫長時日里，是自巴赫以來的眾多作曲家的美妙音樂，與我相伴於青燈之下、深夜之中，我對他們心存感激。
我要至為感謝一位三十餘年來惺惺相惜的同窗好友於小波教授，由於特殊的經歷，他在弱冠之年便已熟讀諸多英文經典，在我輩之中實屬鳳毛麟角，故其對英文的駕馭在我輩中也鮮有人能出其右。他在百忙之中撥冗為我檢校譯文並提出諸多寶貴意見，實為拙譯增色匪淺。毋庸贅言，文中尚存疏漏之處，全屬敝人之責。
最後我想指出的是，儘管漢語是我的母語，而英語則是我30年來的日常工作與生活語言，然而在翻譯本書過程中，依然常常感到力不從心；蓋因譯事之難，難在對譯者雙語的要求極高。記得Jacques Barzun 與 Henry Graff 在《現代研究人員》（The Modern Researcher）一書中說過：「譯者若能做到『信』的話，他對原文的語言要熟練如母語、對譯文的語言要游刃如作家才行。」（「...one translate faithfully only from a language one knows like a native into a language one knows like a practiced writer.」）加之，達爾文的維多利亞時代的句式雖然清晰卻大多冗長，翻譯成流暢的現代漢語也實屬不易。此外，在貼近原著風格與融入現代漢語語境的兩難之間，我盡量做到兩者兼顧，但著意忠實於原著的古風。因此，在翻譯本書時，我常懷臨深履薄之感，未敢須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