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我將簡要地介紹人們對物種起源的認識進程。直到最近為止，絕大多數的博物學家們，曾相信物種是固定不變的產物，而且是被逐個分別創造出來的。很多作者曾力主這一觀點。另一方面，有少數的博物學家，相信物種經歷過變異，並相信現存的生物類型均為以往生物類型的真傳後裔。姑且不談古代學者 在這一問題上的語焉不詳，即令在近代學者中，能以科學精神予以討論者，當首推布封。然而，由於他的見解在不同的時期波動極大，加之他對物種可變性的原因或途徑也未曾論及，所以，我也無須在此贅述。
對這個問題所做的結論，真正引起了人們廣泛注意的，拉馬克當屬第一人。這位實至名歸的博物學家，於1801年首次發表了他的觀點。他在1809年的《動物哲學》（Philosophie Zoologique），以及其後1815年的《無脊椎動物自然史》（Hist.Nat.des Animaux saebres）的緒論里，又充分地擴展了他的觀點。在這些著作中，他堅持所有物種（包括人類在內）都是從其他物種傳衍而來的信條。是他最先有力地喚起了人們去關注這樣一種可能性，即有機界以及無機界的一切變化，都是自然法則的結果，而非神奇的介入。拉馬克之所以得出了物種漸變的結論，似乎主要是由於區分物種與變種的困難性，加之某些類群中不同類型之間幾近完美的漸變，以及與一些家養種類的類比。他把變異的途徑，一部分歸因於生物的自然環境的直接干預，一部分歸因於業已存在的類型間的雜交，更多的則歸因於器官的「用與不用」，亦即習性的效果。他似乎認為，大自然中的一切美妙的適應，皆因「使用」與「不使用」使然；例如，他認為長頸鹿的長頸，是由於引頸取食樹上的枝葉所致。然而，他同樣也相信「向前發展」的法則（law ressive development）；由於所有的生物都是趨於向前發展的，為了解釋時下諸多簡單生物的存在，他認為這些簡單生物是現今自然發生的。
聖提雷爾在其子為他撰寫的「生平」里做如是說：早在1795年他就猜想過，我們所謂的物種，其實是同一類型的各種蛻變物（degeions）。直到1828年，他才公開發表了他所確信的觀點：萬物自起源以來，同樣的類型並非是永恆不朽的。聖提雷爾似乎把變化的原因主要歸因於生活條件，即「周圍世界」（「monde ambient」）。他立論謹慎，並不相信現生的物種正在發生著變異。正如其子所述，「因此，這是一個完全應該留待將來去討論的問題——如若將來竟能解決這一問題的話」。
1813年，威爾斯博士（Dr.H.C.Wells）在皇家學會宣讀了一篇論文，題為《記述一位白人婦女的局部皮膚與黑人皮膚相似》；然而，這篇論文直到他1818年的名著《關於復視與單視的兩篇論文》問世後才得以發表。在這篇論文里，他明確地認識到了自然選擇的原理；這也是所知對自然選擇的最早認識。但是，他將這一原理僅用於人種，並且僅限於某些性狀。在指出黑人與黑白混血種對某些熱帶疾病具有免疫力之後，他說，第一，所有動物在某種程度上都有變異的傾向；第二，農學家們利用選擇來改良他們的家養動物。然後，他又說：「農學家們在後面這一種情況里通過『匠技』所實現的，大自然似乎也能等效地實現（只是更為緩慢而已），使人類形成不同變種，以適應其居住的各種疆土地域。最初大概散居在非洲中部的少數人中，偶然出現了一些人類的變種，其中有的比其他人更適於承受一些地方病。這個種族結果得以繁衍，而其他種族則趨衰減；這不僅由於他們無力抵禦疾病的侵襲，而且也由於他們無力與強鄰競爭。如前所述，我想當然地認為，這個強壯種族的膚色應該是黑的。但是，形成這些變種的同一傾向依然存在，那麼長此以往，一個愈來愈黑的種族便出現了：而且由於最黑的種族最能適應當地的氣候，那麼最黑的種族在其特定的發源地，到頭來即令不是唯一的種族，也會成為最普遍的種族。」他接著把同一觀點，又引申到居住在氣候較冷的地方的白種人身上。我感謝美國的羅利先生（Mr.Rowley），他通過布雷思先生（Mr.Brace），告知上面我所引述的一段威爾斯博士的論著。
後來曾任曼徹斯特教長的赫伯特牧師（Rev.W.Herbert），在1822年《園藝學報》（Horticultural Transas）第四卷和他的著作《石蒜科》（Amaryllidaceae）一書（1837年，第19、339頁）中聲稱：「園藝試驗無可辯駁地證明了植物物種只是一類更為高等、更為持久的變種而已。」他把同一觀點引申到動物身上。這位教長相信，每一個屬的單一物種，都是在原來可塑性極大的情況下創造出來的；這些物種主要是通過雜交，而且同樣也通過變異，產生了所有現存的物種。
1826年，葛蘭特（Grant）教授在其討論淡水海綿（Spongilla）的著名論文［《愛丁堡哲學學報》（Edinburgh Philosophical Journal），第十四卷，第283頁］的末尾一段中，明確宣稱他相信物種是由其他物種傳衍而來的，而且在變異過程中得到了改進。同一觀點還見於他的第五十五次演講中，發表在1834年的《柳葉刀》（La）醫學叢刊上。
1831年，帕特里克·馬修先生（Mr.Patrick Mathew）發表了《造船木材及植樹》（Naval Timber and Arboriculture），在該書中，他所表達的有關物種起源的觀點，與華萊士先生和我本人在《林奈學報》（Linnean Journal）上所發表的觀點（詳見下文），以及本書中所擴充的這一觀點，完全一致。遺憾的是，馬修先生的這一觀點，只是浮光掠影地散見於一篇不同論題著作的附錄中。因此，直到馬修先生本人在1860年4月7日的《園藝師紀事》（「Gardener''s icle」）中重提此事，方引起人們的注意。馬修先生與我之間的觀點差異，是微不足道的：他似乎認為世界上的生物，曾連續地消減，幾近滅絕，爾後又重新繁衍，布滿世界。他還給了我們另一種說法，即「沒有以往生物的胞體或胚芽」，新類型也有可能產生。我不敢確定我對於某些段落真正理解了，然而，他似乎著重歸因於生活條件的直接作用。無論如何，他已清楚地看到了自然選擇原理的沛然給力。
著名地質學家和博物學家馮巴哈（Von Buch）在《加那利群島自然地理記述》（Description Physique des lsles aries，1836年，第147頁）這一優秀著作中明確地表示，他相信變種可以緩慢地變為永久的物種，而永久的物種就不能再進行雜交了。
拉菲納斯克（Rafinesque）在其1836年出版的《北美新植物志》（New Flora of North America）一書的第6頁里寫道：「所有物種均可能一度曾為變種，而許多變種因表現出固定和特殊的性狀，便逐漸地變成了物種。」但接下去到了18頁上，他又寫道：「每一屬的祖先或初始類型，均不在此之列。」
1843年至1844年，霍爾德曼（Haldeman）教授在《美國波士頓博物學報》（Boston Journal of Nat.Hist.U.States，第四卷，第468頁）上，對物種的發展和變異假說的正反兩方面論點，做了精彩的陳述，他似乎是傾向於主張物種有變的一方。
《創世的遺迹》（Vestiges of Creation）一書，於1844年問世。在大有改進的第十版（1853年）里，這位匿名的作者寫道（第155頁）：「我的主張是經過反覆考慮後才決定的，即動物界的若干系列，自最簡單和最古老的至最高級和最近代的，都是在上帝的旨意下，受兩種衝動所支配的結果。賦予各種生物類型的第一種衝動，是在一定時期內，通過生殖，推進生物經過不同層次的組織結構，直至達到最高級的雙子葉植物和脊椎動物。這些組織結構的級數為數並不多，而且通常以生物性狀的間斷為標誌，而這些生物性狀的間斷，正是我們在確定生物間親緣關係方面所要遭遇到的實際困難。第二種衝動，是與活力相連的另一種衝動；它一代又一代地改造生物結構，使其適應外界環境，諸如食物、居住地的性質以及氣候條件；這些也就是自然神學所謂的『適應性』」。作者顯然相信生物組織結構的進展是突然的跳躍，而生活條件所產生的影響則是逐漸的。他根據一般理由，有力地論述了物種並不是一成不變的產物。但我無法理解，這兩種假定的「衝動」何以從科學意義上來闡明我們在自然界隨處可見的、無數美妙的相互適應？例如，我們不能依照這一說法，去理解啄木鳥何以變得如此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