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怪小說在中國蔚為大觀，查《中國神怪小說通史》《古代志怪小說鑒賞辭典》《歷代志怪大觀》等相關著作，並稽閱歷代志怪傳奇敘錄與通論，歸納起來，洋洋洒洒近千部之多；從兩漢至清代，脈絡清晰、源流分明，資料齊全可觀，已形成了完整系統的中國志怪小說學。如此宏富如潮的著述，自然深刻影響到了明治維新前處處效仿、學習大天朝的日本。故此，日本亦有為數不少的志怪作品，以讀本小說、筆記、舞台劇等形式問世。其中有一部分純然以漢語文言文形式編著的小說，因其建構獨特、寄寓清奇，頗為風行一時，惹人注目。受中國悠久宏淵的文化影響，朝鮮半島、琉球、越南也都曾出現過此類漢文小說。漢字文化圈與儒家文化圈的雙重身份，令這些作品無論在文體模式、人物塑造還是思想意蘊上，都以既有的中國小說做範本，並竭力向之靠攏。因此，它們不僅在比較文學範疇中，更在古典小說的廣義範疇內具有寶貴的價值與非凡的意義。集抒情述志、稱道鬼神於一身的漢文志怪小說集《夜窗鬼談》與《東齊諧》，更是其中的佼佼者。
《夜窗鬼談》與《東齊諧》其實是同一部書的上下冊，其作者是日本明治時期著名漢學家、詩人、畫家石川鴻齋。石川鴻齋本名英，字君華，號鴻齋，通稱英助，別稱雪泥居士，1833年生於三河國豊橋一個商人家庭。其少年時師事著名儒學者大田晴軒、西岡翠園，十八歲離鄉遊學，遍曆日本各地；1858年返鄉開辦私塾，講經述史。此後移居橫濱，潛心著書立言，並一度在增上寺佛學校任漢文教師，又至中國考察拜師，與清朝公使人員詩詠唱和，往來密切。這一點從《東齊諧·比翼冢》一篇中，石川自述陪同清國大使遊覽飲宴等事即可管窺其豹。
石川鴻齋實乃廣聞博識、通才多藝的飽學之士，漢學修養與詩歌、繪畫造詣都極高。他一生著述等身，作品涵蓋面頗廣。1918年，當他以八十五歲高齡去世時，身後留下諸多皇皇巨著，主要有《日本外史纂論》十二卷、《文法詳解》一冊、《新撰日本字典》二冊、《畫法詳論》三冊、《詩法詳論》二冊、《書法詳論》二冊、《精注唐宋八大家文讀本》十六冊、《三體詩講義》三卷、《日本八大家文讀本》八卷、《點注五代史》八冊、《點注十八史略》七冊、《史記評林輯補》二十五冊、《夜窗鬼談》二卷、《花神譚》一冊、《芝山一笑》一冊、《鴻齋文鈔》三冊等等，共計五十餘種，其中《夜窗鬼談》與《花神譚》是他仿效中國志怪小說（特別是《聊齋志異》）所創作的帶有濃郁日本本土「風味」的志怪作品。書成後風行一時，多次加印。
《夜窗鬼談》由於篇目的寫作時間有所間隔，上冊發行五年後，下冊才寫畢印行，故而下冊改稱《東齊諧》，取袁枚《新齊諧》（即《子不語》）之氣象，但在首頁首行題寫「東齊諧，一名夜窗鬼談」字樣。兩部書分別刊印於明治22年（1889）9月、明治27年（1894）7月，皆由東陽堂印刷發行，配多幅精美石印插圖。
因為刻意效仿、借鑒《聊齋志異》與《新齊諧》，且文筆、內涵確確實實頗得兩部名著的神韻，所以《夜窗鬼談》與《東齊諧》被譽為日本的《聊齋志異》與《子不語》，成為後來大行其道的怪談作品的重要取材母源。譬如小泉八雲、柳田國男、田中貢太郎等人，都或多或少地從中汲取過養分，並間接擴大了《夜窗鬼談》的文學影響力。
儘管兩書互為姊妹篇，但從「戲編」和「戲著」的署名方式上，能看出兩者還是存在不少差別的。戲編的《夜窗鬼談》多為石川以收集的前人著作和民間掌故為坯胎，剪裁、潤色、編改、加工，二次發揮而成。而戲著的《東齊諧》則大多系石川原創的神鬼故事，也有些是利用既成的傳統怪談改編為詼謔笑話，博人一笑。中日兩國的大學者，皆有著書立說之餘，將一部分精力用於遊戲筆墨的傳統，石川亦然。《夜窗鬼談》既是他調整心情、娛樂耳目的練筆結果，又是他用來「為童蒙綴字之一助」，為漢文學習者提供教材的實用範本。所以編著小說雖屬「小道」，但他在此上頭也傾注了大量心血。
從石川鴻齋整體著作所涉及的範疇，我們可以看出，其治學與寫作背景明顯受到中國傳統文化的深刻影響。儘管以儒學家的身份縱談玄幻，書寫基調不可能完全脫離儒家裨益世風的要求，但他強調鬼神之理非世人可知，採取存而不究的態度，既不肯定，亦不否定，在此框架下自行懷抱，熔煉闡釋，闖出了一條別具一格的文路。編撰《夜窗鬼談》時，他已年過半百，如非對中國志怪傳統有著濃厚興趣和深刻研究，絕難以白髮蒼顏之齡而致力「怪力亂神」之事。多年遊歷中國的經歷、長期苦讀漢文典籍的用功，讓他擁有了極高的漢學素養與漢文寫作功底，所以《夜窗鬼談》無論寫人寫景、敘事敘情，皆能做到構思巧妙、造句凝練、用筆明雅，同時在故事情節上亦有設想空靈、宛轉動人之長，堪稱日本漢文文學史上思想性、藝術性俱佳的傑作。
與《聊齋》相仿，《夜窗鬼談》里的故事大致可分為「談鬼論神」「日本民間傳說」「動物幻化成精」「冥界仙境之想像」等類型；因作者身處明治維新的大變革時代，亦有少數篇章直接與西方近代科學對接，談論天文、地質、物理等。這些篇章的素材來源，既有友人轉述的生活記錄、遨遊天下博聞而得的奇妙軼事，又有鄉野傳說與寺社宗教畫故事，更有不少取自前人書籍的材料，經吸收轉化，收為己用。其「用傳奇法而以志怪」「去舊套，創新意，棄陳腐，演妙案」，借花妖鬼狐、奇人豪俠之事審視種種世態人情，有的歌頌男女間真摯愛情，有的揭露文人作風虛妄華而不實，有的昭示天道循環的至理，怪異詭譎、奇趣盎然，極富感染力與表現力，在明治時代膾炙人口，大放異彩。
不過因為作者本身社會地位較高，所以和紀曉嵐一樣，都缺乏蒲松齡那種寄託懷才不遇與「孤憤」情緒的積極抨擊精神，談虛無勝於言時事，作品諷刺性大為淡化。石川承襲紀曉嵐筆記體寫作之精神，一方面「晝長無事，追錄見聞……時拈筆墨，姑以消遣歲月」，將自我的見聞、學識託付書中；另一方面又「大旨期不乖於風教」，以儒家思想作為文學底色，強調德行修養、因果報應，旨在教育感化、警示世人，將自身的道德情操、創作旨歸賦予斯作，「街談巷議，或有益於勸懲」，最終起到因勢利導、挽救世道人心的作用。
需要提及的是，兩書中大部分篇目的末尾皆有作者案語，或有題為「寵仙子曰」的評語，見解新鮮獨特，起到了較好的彌補原文、旁證詳考的作用。但「寵仙子」到底是誰，目前由於中日兩國都資料匱乏，已無從確認。有學者推測「寵仙子」即石川鴻齋本人，但觀其評述口吻，往往對石川之作持批判態度，有時甚至對篇中主旨加以否定、對神鬼之說諷刺質疑，相悖之處恐難言系石川自譴。是以「寵仙子」的真實身份，有相當概率應非作者本人。
作為一部頗能「追蹤晉宋，不在唐人後乘」的經典志怪小說，《夜窗鬼談》卻從未在中國大陸地區印行過，殊為遺憾。因此編者本著「拂明珠之塵，生寶玉之光」的信念，決意將之鉤沉抉隱，以饗識者。此次校訂出版，編者選擇以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所藏《夜窗鬼談》與《東齊諧》為底本，逐字逐句認真核校。該館本刻版清晰、句讀明確，且無他本漏字、錯字之謬，是經綜合比較考量後的最佳底本。鑒於作品系用文言文撰寫，同時引征博雜，當代讀者理解較為不易，故對較古奧詞語及各類典故予以必要注釋。凡異體字、錯刻字、訛脫字等，一律徑改於正文中，不再另出校記。不當謬誤之處，敬請諸位方家不吝指正。
王新禧
2017年12月序於福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