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種族在美國的進步道路上都曾遇到過障礙。但是，他們在來美之前所遇到的障礙和所遭受到的痛苦，通常都要超過他們在美國所遇到的任何艱辛。
人們有時相信，出身書香門第並得益於父母課餘輔導的孩子，才能在學校里出人頭地，就像猶太人家庭所樹立的那種風範一樣。但日裔移民的家庭根本不具備這些條件，然而他們的子女在學校里卻是拔尖的。
美國種族具有超出種族本身的內涵。在一個重視個人價值的社會裡，種族史提醒我們，每個人都生在世代相傳的特定文化模式之中，這種文化模式有著深遠的影響，此點不可忘記。一位著名的史學家曾經說過：「我們並不沉湎於過去之中，但過去卻糾纏著我們不放。」此外，種族史還反映出人類相處是何等的困難——不僅在他們作為廣義上的美籍猶太人、華人或墨西哥人時相處很困難，就是在這三個種族或其他種族內部，因為分裂為許多支，族內相處也是困難的。
歷史是已經發生過的事情，而非我們想要它發生的事情，也不是某種學說或意識形態認為已應當發生過的事情。相反，歷史有時能幫助我們估量我們對過去或對目前或對未來的信念。
捕捉歷史的因果關係，與尋找自我辯解和譴責別人的理由是大不相同的。進行因果分析和道義分析，要做到二者互不混淆，哪一項都是夠困難的。例如，一個種族的偏見造成另一個種族貧困的程度問題，乃是一個因果關係問題，而不能因為偏見在道義上令人反感就認為這是一個早有定見的結論。持有偏見的人，在經濟方面和社會方面被他們所仇視並誣衊為低下的人趕上或拋在後面的情況，並非沒有發生過。此種情況有時會發生，有時不會發生。究竟會不會發生，又是一個因果關係問題。但是如果有人說，僅偏見就足以解釋因果，那麼，美籍猶太人和日本人就不會像今天這樣成為美國最富有的兩個種族。
從更一般的意義上來說，捕捉推動或阻滯種族進步的因素，絕不是在品德上或其他方面給各個種族劃分優劣等級。每個人都出生在一個他尚未參與創造的世界裡，不管他屬於哪個種族。一個人如果出生在價值觀念和技術造詣都使生活易於應對的種族裡，那是他的運氣好，而不是他個人有什麼了不起。最大限度地洞察到這些價值觀念和技術造詣可能是些什麼，它們又為什麼如此關鍵，這才是極為重要的事情。
儘管錢財明顯是一個重大的因素，但某些在經濟上最成功的種族——猶太人可謂這方面的典型——當初踏上美國土地時，卻是白手起家的。儘管人們都認為政治上的凝聚力是成功的先決條件，然而某些故意避開政治的種族，恰恰面對逆境而獲得了驚人的發展，美籍華人和日本人就是明顯的例子。反過來看，在具備膚色和語言優勢的種族當中，愛爾蘭的起飛是最緩慢的，但他們的政治成就卻是無與倫比的。儘管在美國歷史上就機會而言，邊疆是個關鍵因素，然而某些最成功的種族卻從未貼近過邊疆，甚至在邊疆開發完畢從而堵死了向上流動的門之後也從未見過邊疆是什麼樣子。蘇格蘭—愛爾蘭人在早期邊民中是響噹噹的，但他們的後代在阿巴拉契亞山區卻是當今美國最貧困的群落之一。猶太人、華人和日本人的歷史證明，認為教育「包治百病」的觀點也是可疑的，這三個種族都是依靠體力勞動和商業意識開始發家的，只是到了後來才有本錢把自己的子女送進高校讀書。
然而畢竟有某些一般的模式呈現在歷史的長河之中。確定這些一般模式的成因及其內涵，將有助於我們理解種族問題、美國社會乃至更為廣泛的人類活動。
模式
美國各種族呈現出的最引人注目的模式，也許要算是伴隨時間而來的那種經濟狀況的普遍提高了。在美國，進步是如此廣泛地被人們認為是理所當然的事情，以致有必要澄清，進步不是自動到來的。在世界的許多地方，人們當今的經濟生活水平，比起他們的祖先好不到哪裡去。然而美國各種族群體卻不然，他們除去在生活水平、政治代表權和壽命諸方面都有絕對意義上的提高外，在相對意義上一般也都有所提高。美籍義大利人在20世紀初期，其收入所得還不到全美收入平均值的一半，但現在卻已經超過全美平均水平。19世紀末曾經是一貧如洗的猶太人，現在的收入已壓倒其他任何一個種族，包括盎格魯—撒克遜人。美國各種族的進步，在速率上雖然千差萬別，但進步本身的覆蓋面卻很廣。
每一種族在美國的進步道路上都曾遇到過障礙。但是，他們在來美之前所遇到的障礙和所遭受到的痛苦，通常都要超過他們在美國所遇到的任何艱辛。在美國，反猶太主義不過意味著遭人白眼，並在求職方面受到限制而已，猶太人不會生活在可能遭到大規模驅逐和屠殺的威脅之下。甚至就非洲人在歷史上受奴役的痛苦而言，倘若他們落在阿拉伯人手裡或在西半球的其他地方，其處境也要比在美國來得更慘，在那些地方，奴隸出生的速度比不上死亡的速度。一句話，美國從未倖免於那些世代殘害人類的古老罪孽，其不同之處在於，別的因素也都有起作用的餘地，而且通常起到使人世變得更加美好的作用。
比較本身的問題
人們常說，美國是個移民國家。從某種意義上說，此話不假。但須知「移民」這個籠統的字眼包含著來美各個不同民族之間的許多重大差異。比如說，食不果腹的愛爾蘭人和作為大屠殺倖存者的東歐猶太人，實質上是舉家逃亡的難民，背井離鄉時連橋樑都曾付之一炬，到達美國時是鐵了心要當美國人的。而另外一些人來美是屬於僑居性質的，大多數是男性，仍然抱有返回故土的打算，所以他們的著眼點首先不在於語言和文化上的美國化，或急著獲得美國公民身份。從義大利、中國、日本和墨西哥來的早期移民，基本上就屬於這種情況，今天往返于波多黎各和美國本土的那些人，也大體如此。當然，也有的移民既非難民亦非僑民，而是一些由自己選擇其定居美國的時間和地點的人。這樣的移民——例如德國人和斯堪的納維亞人——就很少會「集居」在其登岸的港市，而很可能會選擇那些適合於他們自身狀況的地區長期定居下來。最後還有一類人，他們來美根本不是自己的選擇，而是被捉來的，這就是非洲黑奴。他們在美國的地理分布和所起的職業作用是專為別人提供方便。
撇開評估進步究竟有什麼意義這個更為複雜的課題不談，單純地比較上述各個不同種族的進步，就夠困難的了。一個包含著大量僑居成分的種族，和一個基本上是由意向相同的人們及子孫構成的種族，要找出二者進步的軌跡，其難度是不一樣的，前者就更加複雜而捉摸不定。1970年的美籍猶太人和10年之前即1960年的美籍猶太人，大體上仍是同一批人，而1970年美國本土上的波多黎各人卻有相當一部分在1960年時還住在波多黎各；反過來說，1960年時住在美國本土上的波多黎各人在1970年時已有相當一部分回到了波多黎各。以在美國本土或波多黎各任何一地收集的籠統數據來衡量一組特定的波多黎各人的進步，都是不得要領的。在美國本土永久定居30年以上的波多黎各人的進步，與形形色色的所有被劃為美籍波多黎各人的所謂進步相比起來，實有天壤之別，表現在收入、職業以及與異族的通婚率諸方面。美籍墨西哥人同樣也屬於這種情況，他們也有大批人在美、墨兩國之間不斷來回走動。將一個僑居群體與一個難民群體相比較，或與一個一般意義上的移民群體相比較，不管這樣做的目的是要衡量一個種族的進步，還是要弄明白這個種族受別人的歧視的程度，都是困難的。那些只求有個棲身的地方，拚命幹活攢錢以便返回故里的男子漢，其生活狀況怎能與在美國開辦農場並決心世代定居下去的農場主家庭生活狀況相比呢？簡言之，怎麼可能用同一個尺度去衡量追求不同目標的人們的進步呢？進一步說，怎麼可以要別人（即「社會」）對這些以一把尺子衡量出來的差別擔負起因果關係或道義方面的責任呢？
就黑人而言，連究竟應從何時開始量度他們的進步為宜，都是不明確的。從17世紀他們首次來美量起呢，抑或從19世紀解放黑奴開始量起呢，還是從20世紀他們湧入美國大都市開始量起呢，實在難以說清楚。黑人可以說是最古老的美國人的一部分，也可說是那些正在適應過程中的美國最新種族當中的一員，這要看以什麼時間為標準。他們的進步可以說是巨大的，也可以說是微不足道的，這取決於從哪個起點開始衡量。
種族繼承關係
任何一個種族都在某個方面有其獨特之處，然而從歷史上看，一直存在著一種承繼模式，即在居住區、職業選擇、領導力量方面，或在學校或其他組織里，往往出現一個種族取代另一個種族的現象。
今天，人們常用「白人大出逃」這樣的誇張說法來渲染街區居民成分的變化。豈不知，早在街區的黑白居民變化成為有爭議的問題之前很久，此種模式就已存在了。19世紀愛爾蘭人湧入紐約和波士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