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寫《釣魚的男孩》有幾個目的。首先，我想用它向我的哥哥們致敬——這是我寫給他們的情書。我想講述一個普世的有關親情紐帶的故事，以及這種紐帶斷了會怎樣。二〇〇九年，我住在塞普勒斯，非常想家，不由得想起了之前父親對我說的一件事。他說他很高興看到我的兩個哥哥之間的情誼日益深厚。我這兩位哥哥是同一年出生的（一個生在一月，另一個生在十一月），從小到大什麼都要爭。到二〇〇九年時，他們已年近三十，都已工作，但我仍舊記得在我大約九歲時他們將彼此毆至重傷的事。我開始設想，如果當時事情惡化到極端會怎樣。於是，阿格伍一家的形象在我腦海中浮現。之後，我又創造了阿布魯這個角色，為兄弟倆之間的衝突添柴點火。
至於更為宏大的主題，我希望通過這部小說對非洲，尤其是對奈及利亞的社會政治形勢加以評論。在我看來，奈及利亞是個由瘋子想出來卻讓正常人埋單的瘋狂的主意。在這裡，「瘋子」是英國人，而神志清明的是奈及利亞人民（三個沒有共同之處的族群同居一地，形成一個「國家」）。英國人參與了非洲領土的爭奪，將撒哈拉以南、西非尼日河附近地區據為己有。他們無視原住民的利益，一心擴大自己的勢力範圍。一九六〇年，英國人離開，奈及利亞獨立，這時三大族群立即認識到他們之間的差異，並且認為無法共處一國。然而，這種認識來得太晚。奈及利亞境內發現了石油，南方想獨立，但資源匱乏的北方不願意放手。一九六六年，伊博人試圖脫離奈及利亞，結果導致了非洲歷史上最為血腥的戰爭。接踵而來的是北方地區的種族大清洗。於是，獨立不到三年，整個國家就分崩離析了。如果當時伊博人獨立成功，今天的奈及利亞這個失敗的政體就可能不存在。然而，戰爭期間，「瘋子」再次干預，幫助北方打贏了戰爭，將在比夫拉謀求獨立的伊博人拉回了奈及利亞。鑒於上述歷史背景，我用阿布魯暗指這個滲透進他人生活、通過言語造成混亂、給人民帶來苦難的實體，那有四個兒子的一家人則暗指奈及利亞的主要族群。
在西非各地，像阿布魯那樣被遺棄的人可以在街頭遊盪，如同野狗般覓食。他們中有許多人遭到汽車碾壓，死在公路上。如果我能把阿布魯的故事講好，那我就有了一個平台，可以藉此發起一項公共行動，給他們一個有人關懷的容身之地。
最後，我還想藉此書來評點一下人類最原始的情感之一：恐懼。當恐懼——在我這本書里是對死亡的恐懼——悄悄爬上一個人的心頭，結果會如何？它會怎麼影響這個人和他周圍的人？說到非洲人的迷信，我想通過《釣魚的男孩》（以及我正在創作的一篇隨筆）向讀者展示，某些荒誕的想法是如何成為人們心中不可避免的事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