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維和恩肯是白鷺。
這種雪白的鳥兒在暴風雨後成群結隊地出現，它們的翅膀潔白無瑕，它們的生命安然無恙。雖然它們是在暴風雨中變成了白鷺，但暴風雨過後，在我所知的一切都被改變之後，它們出現在天空中，展翅翱翔。
首先是父親：我再一次見到他時，他蓄了一把灰鬍子。那天我出獄，之前已經有六年沒見過他和其他家人了。我好不容易等到他們，結果發現個個都變得讓我認不出來了。父親的樣子讓我感到難過——生命像個鐵匠，把他捶打成了憔悴瘦長的鐮刀形狀。他的聲音里也積累了一些怨艾，好似長久留在他口腔里沒被說出來的那些言語的碎屑生鏽了，每當他開口說話，就會散落在舌尖。我知道這些年他經受過許多治療，儘管如此，他的變化還是難以用言語完整描述。
母親也老了很多。跟父親一樣，她的聲音後面隱藏著沉重的東西，這使得她的話語像是從泥沼里爬出來的，就像肥胖會影響一個人的形態，使他腳步蹣跚。我們坐在監獄裡的一張木頭長凳上，等待典獄長最後一次在文書上簽字。父親告訴我，奧班比和我離家後，母親又在幻覺里看見了蜘蛛，不過很快就康復了。他說話時，我看著對面的牆。牆上胡亂掛著一些面目可憎、身穿制服的人的畫像，還有印在廉價海報紙上的訃告。牆面的藍色塗料褪色了，還因為濕氣長了霉斑。我讓自己的視線集中在掛鐘上，因為我已經很久沒見過鍾了。當時是五點四十二分，最短的指針正在向六點靠近。
不過，在所有人當中，戴維的變化最出乎我的意料。見到他，我吃了一驚。他的身材就是波賈的翻版。兩人幾乎毫無差別，除了一點。波賈總是精神抖擻，而戴維給人的印象是害羞，還有點兒拘束。我們在監獄院子里打過招呼後，他一直等到我們的車快開到鎮中心時才再次開口。他已經十歲了。我想起來了，就是這個孩子，在他（恩肯也一樣）出生前那令人難忘的幾個月里，母親經常會唱一首歌，她相信這首歌能給未出生的孩子帶來喜悅。那時我們都相信這個。她一開始唱歌跳舞，哥哥們和我就會聚集到她身邊，因為她的嗓音很迷人。伊肯納會用調羹敲打桌子，模仿鼓點；波賈會用嘴模擬出長笛的聲音；奧班比會跟著曲調吹口哨；我負責喝彩歡呼，在母親重複以下唱詞的時候打拍子：
我們一起去見主教
現在是五點
我傷心是因為
我洗的衣服還沒幹
但我鬆了一口氣
因為我知道肚裡的孩子很歡喜
我很想把戴維拉過來抱抱，父親突然說話了：「拆房子。」好像我向他提過問題似的，「到處都是。」
他看到遠處有一台大吊車在推倒房屋，周圍聚集了一群人。之前，在一個廢棄的公廁附近，我也看到過類似景象。
「為什麼？」我問。
「他們想把這地方改造成一個城市，」戴維沒有看我，只是給了個解釋，「新州長要求把大多數房子都推倒。」
在獄中，唯一獲許見我的人是個牧師，他跟我說過政權更替的事。考慮到我當時的年齡，法官認為不能判我無期徒刑或死刑，但因為我殺了人又不適合去少年管教所。於是，他們給了我八年刑期，服刑期間禁止家人探視或聯絡。關於那次庭審的所有東西都被我存在一個密封的瓶子里。在鐵窗下度過的許多個夜晚，蚊子在我耳邊嗡嗡，我會突然瞥見那個法庭。綠色的窗帘飄動起伏，法官坐在對面的高台上，嗓音低沉：
……你將會在那裡待到社會認為你已長大成人、你的行為符合社會和人類文明的要求為止。有鑒於此，以奈及利亞共和國聯邦司法體制賦予我的權力，根據陪審團的建議，我法外施恩——這是為了你的父母，阿格伍先生及夫人——判處你，本傑明·阿齊克韋·阿格伍，八年監禁，家人不得聯繫，直到現年十歲的你，長到十八歲，社會認可的成年年齡。退庭。
接著我會看到，聽到判決後恐懼萬分的我掃了父親一眼，發現笑容像螳螂一樣躍上他的前額。母親則大叫一聲，雙手像直升機一樣懸在頭頂，懇求上帝打破沉默，不要聽任這一切發生在她身上。然後，獄警們給我戴上手銬，推著我往後門走去，我的理解力突然降低到未成形的孩童——胎兒——的水平，覺得在場所有人都是來我的世界看我的，現在他們該離開了——好像被帶走的不是我，而是他們。
按規定，監獄裡允許一名牧師來探視犯人。福音傳教士阿賈伊每隔兩星期左右就會來看我一次。通過他，我得以了解外面世界的最新情況。在我被告知即將獲釋的前一星期，他告訴我，根據奈及利亞軍人政府首次向文官政府交接權力的精神，以阿庫雷為首府的翁多州州長奧盧塞貢·阿加古決定釋放一批犯人。父親說，我的名字在獲釋名單的最前面。二〇〇三年五月二十一日那個悶熱的日子被定為我們的釋放日。不過，並非所有犯人都這麼走運。我入獄一年後，也就是一九九八年，福音傳教士阿賈伊帶來一個消息：獨裁者阿巴查口吐白沫死了，據說是吃了一個毒蘋果。正好一個月後，阿巴查囚禁的頭號犯人暨死敵M.K.O.在即將被釋放之際以幾乎同樣的方式死去——他是喝了一杯茶。
我們同M.K.O.見面後幾個月，他的苦難就開始了。大家都相信是他贏了一九九三年的總統大選，但大選結果被取消了。之後發生的一連串事件讓奈及利亞政局滑向了前所未有的深淵。接下來那年的某一天，我們聚在客廳里看國家電視台的全國新聞，結果看到大約兩百名荷槍實彈的士兵乘坐坦克和軍車包圍了M.K.O.位於拉各斯的家，把他押上了一輛囚車；他被指控叛國，從此開始了漫長的鐵窗生涯。雖然我早已知道M.K.O.身陷囹圄，但他的死訊還是給了我重重一擊。我記得那天晚上我幾乎沒睡，我躺在床墊上，蓋著母親給我的裹身衣，想著那人對於我的哥哥們和我而言曾經有過的非凡意義。
車子駛過奧米-阿拉河在鎮上最寬的一段。我看見有人在泥漿色的河水裡划船，一個漁人在往水裡撒網。路中間的混凝土分道線上豎立著一長列路燈。離家越來越近，被遺忘的關於阿庫雷的記憶慢慢地睜開了死氣沉沉的眼睛。我注意到路況有了很大改變，我出生並紮根於此的這個城市在這六年間也發生了劇變。道路拓寬了，兩旁的商鋪們退到離車輛川流不息的道路好幾米遠的地方。一座人行天橋連接著道路兩邊。小販們此起彼伏的叫賣聲驚動了入侵我心靈已久的靜默怪獸。因為擁堵，我們的車停了下來。一個穿著褪色的曼聯球衣的男人跑過來拍我們的車門，想從母親那邊的車窗塞進來一條麵包。她搖上了車窗。差不多有一千輛車在同時按喇叭，車裡的人在不耐煩地咒罵。在這些車前方，一輛龐大的半挂車在人行天橋下面笨拙地掉頭。正是這頭車中恐龍造成了擁堵。
在我周圍移動的一切同獄中歲月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在獄中，我能做的只有閱讀、凝視、祈禱、哭泣、自言自語、希望、睡覺、吃飯和思考。
「變化好大。」我說。
「是啊。」母親說。她笑了。在那一瞬間，我想起了她曾經被蜘蛛折磨的日子。
我再次將目光投向街道。快到家時，我聽見自己說：「爸爸，你是說奧班比這些年一次都沒有回來過？」
「沒有，一次都沒有。」父親搖搖頭，他的聲音有點兒尖利。
他回答的時候，我看向母親，但她在看窗外。父親的視線倒是在後視鏡里同我對上了。我想告訴他們，奧班比從貝南給我寫過幾封信。信里說，他跟一個愛他、把他當兒子一樣疼的女人住在一起。離家後第二天，他上了一輛從阿庫雷開來的大巴，去了貝南。他說，他決定去那裡只是因為想到了偉大的貝南國王奧翁拉文抵抗英帝國統治的故事。抵達貝南後，他看見一位婦女從小汽車裡下來，就勇敢地走過去告訴她自己無家可歸。她同情他，把他帶回了她一人獨居的房子。他在信中寫道，有些事情，要是告訴我，會讓我難過。另一些事情，他認為我還太小，不宜得知，知道了也不明白。但他承諾，以後一定會告訴我。他說，目前我只要知道這些就可以了：那女人是位獨居的寡婦，而他已經變成了男人。在同一封信里，他還說，他已經準確計算出了我出獄的日期——二〇〇五年二月十日，他會在那一天回到阿庫雷。他說伊巴夫會為他通風報信，這樣他就會知道我的情況。
他的信是伊巴夫轉交給我的。我哥哥在逃亡六個月後回過阿庫雷，見過伊巴夫。當時他人在阿庫雷，卻不敢進我們家的院子。他去找了伊巴夫。後者告訴了他所有事情，還答應把他的信轉交給我。接下來的兩年里，他幾乎每個月都給我寫信。他把信寄給伊巴夫，伊巴夫再請一位初級獄警轉交給我——通常得給點兒賄賂才行。伊巴夫經常坐在外面等我回信。可是，最初的三年過後，伊巴夫突然不來了，我到現在也不知道是為什麼，更不知道奧班比怎麼樣了。我等了一天又一天，一月又一月，一年又一年，什麼都沒等到。後來，只有父親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