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傑明，是飛蛾。
脆弱的長著翅膀的小東西，沐浴在光亮中，但很快，它就失去了翅膀，墜落在地。伊肯納和波賈去世的時候，我感覺一直為我遮風擋雨的布篷被從我頭頂扯走了。而等到奧班比逃走的時候，我從空中墜落，就像飛行中被拔走翅膀的飛蛾。我不能再飛了，只能爬行。
我從未和哥哥們分開過，在成長過程中，我總是觀察他們，聽他們指揮，重複他們小時候的生活。我從來沒有在他們——尤其是奧班比——缺席的情況下做過什麼事。奧班比從兩個哥哥那裡汲取了許多智慧，又通過讀書獲得了更廣博的知識。我完全依賴他們。我和他們一起生活，依靠他們，沒有哪個具體的想法不曾先掠過他們的腦海直接在我這兒成形。伊肯納和波賈死後，我的生活依然照舊，好似沒有受到影響。這是因為奧班比填補了他們留下的空白，解答我的各種疑問。現在他也走了，留下我獨自站在這扇門前，一想到要進去，我就不寒而慄。並非我害怕獨立思考和生活，而是我不知道該怎麼做，我沒有準備。
我回到家，我們的卧室死氣沉沉，既空洞又黑暗。我躺在地上抽泣，而我的哥哥在奔跑，背著帆布包，拎著印有「迦納必勝」的小包。阿庫雷上空的夜色逐漸消退，他還在跑，氣喘吁吁，汗流浹背。也許是受了克萊門斯·福雷爾故事的影響，他會一直跑下去，「只要他的腳還能走」 。他已然抵達寂靜黑暗的街道的盡頭。也許在那裡，他曾停下腳步，眺望前方分岔的小路，猶豫著不知道該走哪一條，但他只猶豫了一小會兒。他就像福雷爾，害怕被抓住，這恐懼像渦輪機一樣驅動他的大腦飛速旋轉，想出一個又一個主意。前行途中，他一定跌倒過許多次，掉進坑洞，或者被虯結的枝葉絆倒。隨著時間的推移，他一定又累又渴，很想喝水。他一定渾身是汗，骯髒不堪。他一定拚命往前跑，心中擎著恐懼的黑色大旗。也許他在為我的處境擔憂，我們曾一起嘗試撲滅吞噬我們家的大火，最終卻遭到反噬。
當天邊開始泛白，我的哥哥也許仍在奔跑，我們這條街在喧鬧、叫喊和槍聲中醒來，就像有敵軍入侵一般。有人大聲下令，有人號哭，手臂把門敲得山響，腳兇狠地跺著地，手揮舞著槍和牛皮鞭。這些聲音匯聚到一起，五六個士兵開始哐哐地砸我們家的院門。父親剛把門打開，他們就把他推到一邊，厲聲問道：「他們在哪裡？那兩個少年犯在哪裡？」
「殺人犯！」另一個士兵往地上唾了一口。
家裡一片混亂，恩肯哭了起來。母親衝到我們房間門口，使勁拍門，嘴裡叫著：「奧班比，本傑明，醒醒！醒醒！」她還在叫，軍靴跺地的聲音和士兵的呵斥聲已經包圍過來了。我聽到一句抗議、一聲尖叫，然後有人摔倒在地。
「求求你們，求求你們，長官，他們是無辜的，他們是無辜的。」
「閉嘴！那些小子在哪兒？」
接著，有人開始用力敲門和踢門。
「裡面的小子，再不開門我就讓你們腦袋開花。」
我撥開了門閂。
他們把我帶走了。我再一次回家是三個星期之後。我進入這個全新的、可怖的、沒有哥哥們的世界已經很久了。我回家是為了洗澡。在巴約先生的堅持下，比奧頓大律師說服了法官，至少押送我回家洗一次澡。他們堅稱這不是保釋，只是緩刑。父親告訴我，母親擔心我這三個星期都沒洗過澡。那時候，每當他向我轉述她的話，我都會努力想像她是怎麼說的，因為在那三個星期里，我幾乎沒聽見過她說話。她舊病複發，又變回哥哥們去世後精神恍惚的樣子——傷痛中，她又看到蜘蛛了。雖然她不說話，但她的眼神、她的每一個手勢都似乎包含著千言萬語。她的悲痛刺傷了我，我盡量躲開她。以前我聽說——在伊肯納和波賈死後——母親失去一個孩子，就失去一部分自我。在第二次庭審前，她把一瓶芬達倒進我嘴裡。我很想伸手抱她，和她說說話，但我不能。審判過程中，她有兩次失控，又是尖叫又是哭喊。第一次是在檢察官指控奧班比和我犯了過失殺人罪之後。發言的檢察官膚色極黑，加之身穿黑色法袍，看起來就像電影里的魔鬼。
我第一次受審的前一天，比奧頓律師來看我。他建議我庭審時把注意力集中在別的什麼東西上，比如說窗戶和欄杆，什麼都行。穿褐色卡其布制服的獄警把我從牢房裡提出來去見他。他是我的辯護律師，也是父親的老朋友。他每次來都面帶微笑、信心滿滿，那樣子有時會讓我有些惱火。他和我父親已經進了探望室，一個初級獄警按下了計時器。房間里的刺鼻氣味讓我想起學校的廁所——這是陳年屎尿的氣味。比奧頓律師讓我別擔心，他說我們會打贏官司的。他還說，司法公正會受到干預，因為我們打傷了一名士兵。他總是很自信。然而，我這個案子被要求加速審理，到了最後一天，比奧頓律師不再滿臉微笑，他的臉色變得陰沉嚴肅。攤開在他臉上的情緒地圖斑駁不清、難以辨識。父親為了向我透露有關他眼睛的秘密把我拉去法庭的一個角落，這時律師走過來對我們說：「盡人事，聽天命。」
我們乘坐柯林斯牧師的廂式車回家。他是和父親、巴約先生一起來接我的。巴約先生把自己在伊巴丹的家人拋在腦後，一再往阿庫雷跑，希望他們能放了我，然後他就能帶我去加拿大，同他和他的孩子們一起生活。我差點兒沒認出他來。他現在和我四歲左右第一次見到他時的樣子大相徑庭。他的膚色變淺了許多，兩鬢已經染霜。他似乎習慣說話時常常停頓，就像開車的人換擋剎車、減速加速那樣。
廂式車上用大大的字體印著我們教會的全稱「神召會阿庫雷分會，阿拉羅米街」和它的箴言「以你本來面目來，離去時已獲新生」。他們很少同我講話，因為就算問我，我也幾乎不回答，只是點頭。從我被送進監獄開始，我就避免跟父母或巴約先生交談。我不忍心同他們面對面。我踐踏了救贖的機會——在加拿大展開新生活的希望，讓父親深受打擊。我常常想，他怎麼還能保持鎮靜，就像絲毫未受影響？我對律師吐露的心聲最多。他的嗓音像女人一樣纖細，時常向我保證，比其他人都頻繁，我很快就會被釋放，「很快」會反覆說好幾次。
然而，在坐車回家的路上，我終於忍不住問出了那個一直在我腦海里徘徊的問題：「奧班比回來了嗎？」
「沒有，」巴約先生說，「但他很快就會回來。」父親想說話，但巴約先生搶在他前面補充了一句：「我們找人去接他了。他會來的。」
我還想問他們是在哪兒找到了奧班比，可父親說：「是的，是真的。」我等了一會兒，問父親他的車上哪兒去了。
「在博德那裡修。」他簡略地回了一句。他回頭時正好跟我的視線對上，但我很快就把目光移開了。「車的火花塞有問題，」父親說，「火花塞壞了。」
他是用英語說的，因為巴約先生是約魯巴人，不懂伊博語。我點點頭。車子駛上了一條破舊的、坑坑窪窪的路。柯林斯牧師和其他經常往返於市郊之間的人一樣，為了避開路上的坑，不得不把車子拐到路肩上。車子挨著一長溜灌木叢往前行駛，一叢灌木，多數是象草，碰到了車身，發出咯吱咯吱的聲音。
「他們對你怎樣？」巴約先生問。
他和我一起坐在後排，我們倆中間堆滿了福音宣傳單、基督教書籍和教會廣告，其中大多數上面都印有同一張柯林斯牧師手持麥克風的照片。
「挺好。」我說。
的確，沒人打過我，也沒人欺負過我，但我覺得自己撒謊了，因為恐嚇和口頭侮辱一直都有。進監獄第一天，我傷心得眼淚止都止不住，心慌得怦怦亂跳。有一個獄警叫我「小殺人犯」，但在我被關進一間空蕩蕩的、沒有窗子的牢房後，他就走了。透過牢房的鐵欄杆，我看見許多間牢房，男人們坐在裡面，像被關進籠子的動物。有的牢房除了人，什麼都沒有。我那間有張舊墊子，一個有蓋的屎尿桶，還有一個每星期加一次水的水桶。我對面的牢房裡關著一個膚色較淺的男人，臉上和身上滿是傷口、疤痕和泥巴，看起來很可怕。他坐在牢房的一角，茫然地瞪著牆，表情恍惚。這個人後來成了我的朋友。
「本，你是說你根本沒挨打嗎？」柯林斯牧師聽到我對巴約先生的回答後問道。
「沒挨打，先生。」我說。
「本，跟我們說實話。」父親回頭看我，「說實話。」
我們的視線又對上了。這一次，我沒有閃躲。我不說話，哭了起來。
巴約先生抓過我的手，揉搓著：「對不起，對不起。別哭了。」他很喜歡用約魯巴語同我的哥哥們和我交談。上次他回奈及利亞是一九九一年。那時他常開玩笑說，我的哥哥們和我，這些黃毛小子學約魯巴語，也就是阿庫雷的通用語言，學得比我們的父母好。
「本。」廂式車快駛進我們區了，柯林斯牧師柔聲叫我。
「先生。」我回答道。
「你是個男子漢，現在是，將來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