蝌蚪

希望是一隻蝌蚪。

你把它捉來,放進罐頭盒裡帶回家。儘管罐頭盒裡裝的是河水,它還是很快就死了。父親曾經希望我們長大以後成為偉人,曾經為我們規划過未來的藍圖,但不管他如何努力呵護,這個希望還是很快就凋零了。我曾經希望,我的哥哥們會一直在那兒,我們會生兒育女,繁衍出一個部落。儘管我們把這個希望養在最最原始的水裡,它還是灰飛煙滅了。同樣,我們移民去加拿大的希望也在實現前夕被毀了。

這最後一個希望伴隨新年而來,帶來了一股新的精神,一種平和,掩去了過去一年的悲傷。悲傷似乎不會再回到我們家了。父親把他的汽車漆成了鋥亮的海軍藍。他經常或者說不斷地談起巴約先生的到來和我們移民加拿大的事。他又開始叫我們的昵稱了:母親是Omalicha,意思是美麗;戴維是Onye-Eze,意思是國王;恩肯是Nnem,跟祖母同名。 他在奧班比和我的名字前面加上「漁人」作為前綴。母親的體重也恢複了。然而,這一切都沒影響到哥哥。沒有什麼事能引起他的興趣。沒有什麼消息,無論大小,能讓他開懷。坐飛機不能讓他激動,住在一個能像巴約先生的孩子們一樣騎車或踩滑板上街的城市也不能讓他激動。父親第一次宣布我們有可能去加拿大的時候,我覺得這消息太重大了,在動物世界裡得有奶牛或大象那麼大。但對我哥哥來說,這個消息只是一隻小螞蟻。等我們倆回到卧室,他就把那個螞蟻大小的關於更美好的未來的許諾捏在指間,扔出了窗外。他說:「我一定要為我們的哥哥報仇。」

但父親已經下定了決心。一月五日早上,他把我們叫醒,宣布他要去拉各斯,就像一年前他把我們叫醒,宣布他要搬去約拉一樣。這一幕讓我覺得似曾相識。我聽人說,大部分事情的結局與其開端都有相似之處,只不過相似的程度有差別。這在我們身上得到了印證。

「我現在就啟程去拉各斯。」他宣布。他戴著平時戴的眼鏡,把眼睛藏在鏡片後面,穿著一件舊短袖襯衫,胸袋上印有奈及利亞中央銀行的徽章。

「我帶著你們的照片去為你們辦理護照。等我回來的時候,巴約應該已經抵達奈及利亞了。到時候我們一起去拉各斯為你們辦加拿大簽證。」

兩天前,奧班比和我剃了頭,跟著父親去找「我們的攝影師」利特爾先生。在「利特爾的小小照相館」 ,利特爾先生讓我們坐在有軟墊的椅子上。椅子上方是一個寬大的布篷,篷頂懸著一盞耀眼的熒光燈。椅子背後有一塊白布,遮住了三分之一的牆面。他按了一個按鈕,一道炫目的白光閃過。他重重地敲了一下手指,叫我哥哥坐好。

現在,父親拿出兩張五十奈拉的紙幣,放在桌上。「小心點兒。」他高聲說。然後,他轉過身,像搬去約拉的那天早上一樣離開了。

早飯是玉米片和炸土豆。飯後我們去井邊打水,要裝滿家裡的貯水罐。哥哥宣布說該做「最後的努力」了。

「媽媽和兩個小的一走,我們就去找他。」他說。

「去哪兒找?」我問。

「河邊。」他沒有扭頭看我,「像殺魚一樣殺死他,用帶鉤的釣竿。」

我點點頭。

「我已經兩次在河邊發現他的蹤跡了。他好像每晚都去那兒。」

「是嗎?」我問。

「是的。」他點點頭。

新年最初幾天,他沒有提到過使命,但常常陷入沉思,一副對什麼都漠不關心的樣子,還經常偷偷出門,尤其是晚上。回來後,他會在一個筆記本上記些東西,然後接著畫火柴人圖。我沒問過他去了哪裡,他也沒告訴過我。

「我監視他已經有一段時間了。他每晚都去那兒。」哥哥說,「他幾乎每晚都去那兒,洗過澡就坐在杧果樹下,就是我們第一次看見他的地方。如果我們在那兒殺死他,」他頓了頓,似乎腦子裡忽然閃過一個與之相矛盾的念頭,「沒人會發現的。」

「我們什麼時候去呢?」我點點頭,含糊地問道。

「他日落時去那兒。」

後來,母親和兩個小的走了。家裡就剩我們倆。哥哥指指我們的床說:「我們的釣竿在這兒。」

他把長長的釣竿從床下拖出來。現在,它們末端有個鐮刀一樣的彎鉤。釣線被截短了,彎鉤像是被直接固定在竿子上,已經完全不像是釣竿了。哥哥把漁具改造成了武器。這個念頭讓我僵住了。

「昨天我跟蹤他去河邊後就把它們拿到這裡來了,」他說,「我準備好了。」

他一定是在悄悄溜出去時改造了這些武器。我頓時滿心恐懼,腦海里充斥著各種黑暗的想像。他不在家的時候,我曾發瘋似的滿院子找他,急切地想弄清他去了哪裡。後來,一個可怕的念頭抓住了我,怎麼也趕不走。被這個念頭驅趕著,我跑到井邊,喘著粗氣把井蓋抬起來。但井蓋從我手裡滑落,抗議似的砰的一聲重新蓋上了。這聲音嚇到了停在橘子樹上的一隻鳥。它大叫一聲飛走了。井口的混凝土碎屑揚起一陣灰塵。塵埃落定後,我再次搬開井蓋往井裡瞅。陽光從我背後投到水面上,井底的細沙歷歷可見,水下有一個小塑料桶半埋在沙土裡。我手搭涼棚仔細搜尋,直到確信他不在裡面。然後,我蓋好井蓋,氣喘吁吁,對自己糟糕的想像力感到失望。

武器就擺在我眼前,為哥哥們報仇這個使命變得真實而具體,我像是第一次被告知。哥哥把武器放回床下。我想起我們要去加拿大上學,和白人一起接受最好的西方教育。父親經常談論西方教育,好像它是天堂的一部分,而他連門邊都沒摸到。西方教育在加拿大像森林裡的樹葉一樣普通。我想去那裡,我想讓哥哥和我一起去。而他還在講那條河,講我們該怎麼埋伏在河岸上等瘋子過來。我猛地叫道:「不,奧貝!」

他吃了一驚。

「不,奧貝,咱們別幹了。你想,我們要去加拿大了,要去那裡生活了。」我趁他不說話,鼓起勇氣繼續說道,「咱們別幹了。離開這裡,我們長大以後會變成查克·諾里斯或者約翰上校那樣的人。到時候我們再回來斃了他,甚至——」

我話還沒說完就打住了,因為他開始搖頭。我看到他含淚的雙眼裡燃起了怒火。

「怎麼……怎麼了?」我結巴了。

「你是個傻瓜!」他叫道,「你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你想要我們逃走,逃到加拿大?伊肯納在哪兒?我問你,波賈在哪兒?」

他一開口,我腦海里美麗的加拿大街景就變模糊了。

「你不知道,」他說,「可我知道。我還知道他們現在在哪兒。你可以走;我不需要你幫忙。我會自己來。」

在加拿大街頭騎車的男孩的形象迅速退出了我的腦海。我迫切地、絕望地想討好他。「不,不,奧貝,」我說,「我會和你一起去。」

「你不會去!」他叫道,快步沖了出去。

我靜靜地坐了一會兒。後來我怕了,不敢一個人待在房間里,怕死去的哥哥們聽見我不願意為他們報仇,就像奧班比說的那樣,我去了陽台,坐在那裡。

哥哥出去了好久,去了哪兒我永遠不會知道。在陽台上待了一會兒,我去了後院。後院的晾衣繩上掛著媽媽的一件彩色裹身衣。我踩著一根較低的樹枝,爬上橘子樹,坐在上面想所有這些事。

後來,奧班比回來了。一回來就直接進了我們的房間。我從樹上溜下來,跟著他進了房間,跪下來乞求他帶我一起去。

「難道你不想去加拿大了?」他問。

「你不去,我也不去。」我回答。

有那麼一會兒,他站著一動不動。後來,他走到房間另一頭,說:「站起來。」

我站了起來。

「聽著,我也想去加拿大。所以我才想快點兒把這事辦完,然後收拾行李。難道你不知道,爸爸是去辦護照了?」

我點點頭。

「聽著,要是沒完成這件事就離開奈及利亞,我們不會快活的。你聽好了,」他靠近我,「我比你大,懂的比你多得多。」

我點頭同意。

「所以,現在我說,你聽。要是我們沒做成這事就去加拿大,我們會後悔的。我們不會快活。你想不快活嗎?」

「不想。」

「我也不想。」他說。

「咱們走吧,」我已經被說服了,「我想跟你去。」

他猶豫了:「是真心話嗎?」

「真心話。」

他仔細端詳我的臉:「真心話?」

「是的,真心話。」我一遍又一遍地點頭。

「好吧,那我們走。」

正是黃昏,影子像深色的壁畫一樣到處蔓延。哥哥早已把武器用舊裹身衣包好,放到了百葉窗外面,這樣母親就不會看到。我等著他走到我們窗子外面,拿出釣魚線。他遞給我一個手電筒。

「萬一我們要等到天黑呢。」我接過來的時候他低聲說,「現在時機正好,我們肯定能在河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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