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是釣魚兄弟幫。
我們幾個迷上了釣魚。那是一九九六年一月，我們的父親因為工作調動離開了阿庫雷，而我們從出生開始就沒離開過這個奈及利亞西部城市。上一年十一月的第一個星期，父親供職的奈及利亞中央銀行突然把他調到阿庫雷以北一千公里外的約拉。我還記得父親懷揣調動通知回家的那個晚上，那是一個星期五。當晚和星期六一整天，他和母親一直像神殿里的祭司那樣小聲談論著。星期天早上，母親出現在我們眼前，她的樣子全變了。她的步態像落水的老鼠，在家裡走動的時候眼帘低垂。那天她沒上教堂，而是一臉陰鬱地在家為父親洗熨出一摞衣物。他們倆什麼都沒對我們說，我們也沒問。我的幾個哥哥——伊肯納、波賈、奧班比——和我已經學乖了：要是我們家的兩大心室——我們的父親和母親——不吭聲，就像人體的心室只讓血液流入不讓流出那樣，我們亂戳可能會讓家裡血流滿地。每逢這種時候，我們會避開放在客廳八柱架上的電視機，躲在自己的房間里學習或者假裝學習，憂心忡忡，但什麼也不問，默默地感受外面的形勢。
黃昏來臨時，母親的自言自語透露了一些零散的信息，就像羽毛豐盈的鳥兒抖動身體落下幾根舊羽：「什麼樣的工作會讓一個男人丟下他的孩子們不管？就算我有七隻手，這麼些孩子我怎麼照顧得過來？」
這些囈語般的問題貌似不針對任何人，但顯然是說給父親聽的。他獨自坐在客廳的躺椅上，臉藏在他最愛讀的《衛報》後面，邊讀邊聽母親抱怨。儘管聽到了母親說的每一個字，他也只會把那些不直接針對他的話——他經常稱之為「懦夫之語」——當作耳旁風。他會泰然自若地讀報，不時蹦出一句對報紙內容的斥責或讚賞：「如果世上真有正義這玩意兒，阿巴查應該很快死翹翹，讓他的巫婆老婆哭個夠。」「哇，費拉神了！天哪！」「應該砸了魯本·阿巴蒂的飯碗！」——這些話都是為了讓人覺得母親的哀嘆徒勞無功，她的抱怨沒人關注。
那晚上床之前，伊肯納猜測說，父親大概要調動工作了。他快滿十五歲了，很多事我們都依靠他來解讀。波賈比他小一歲，要是沒對這種情況發表高見就會覺得自己不夠聰明。他說我們經常擔心的事兒要成真了，父親要出國去「西方世界」了。奧班比十一歲，比我大兩歲。他沒啥看法。我也沒有。但我們並沒有等多久。
答案第二天早晨就揭曉了。身穿褐色T恤的父親突然來到我和奧班比的卧室，把眼鏡擱在桌子上。通常這意味著我們得聽好了。「從今天開始，我會住在約拉。我不希望你們幾個給你們母親惹麻煩。」說這些話時他的臉有些扭曲。每當他想讓我們心生恐懼就會擺出這張臉。他語速很慢，嗓音比平時深沉洪亮，他吐出的每個字都釘進我們腦海中的橫樑九寸深。要是我們以後不聽話，他只要說一句「我告訴過你們」，就能讓我們回想起他訓誡我們時的每一個細節。
「我會定期給她打電話。如果我聽到任何壞消息，」他豎起食指以示強調，「任何過分的行為，必有回報。」
說到「回報」這個他專門用來強調警告或者對惡劣行為的懲罰的詞時，他十分用力，額頭兩側的青筋都凸出來了。此詞一出，訓誡告終。他從胸袋裡掏出兩張二十奈拉 的紙幣，放在我們的書桌上。
「給你們倆的。」他說，然後就出去了。
奧班比和我坐在床上。沒等我們回過神來，就聽到母親在屋外提高了嗓門對他說話，就好像他已經走遠了。
「埃姆，要記得家裡這些半大小子。」她說。
「我會的。」
在她的絮叨中，父親發動了他那輛標緻504。一聽到發動機的聲音，奧班比和我立刻衝出房間，但車子已經出了院門。他走了。
每當我想起我們的故事，想到從那天早晨開始，我們這從未分離過的一家人分開了，我真希望——即便過了二十年也是如此——他不曾離開，不曾收到那封調動通知。在那個通知到來之前，一切井然有序：父親每天早晨出門上班，在露天市場擺攤賣生鮮食品的母親照料我和我的五個兄弟姐妹。我們跟阿庫雷大多數人家的孩子一樣，得去上學。萬物都順其自然。我們很少回想過去。時光的流逝算不了什麼。旱季的每一天，天空都飄浮著滿載一團團灰塵的雲朵，太陽很晚才下山。雨季的時候，好像有一隻手在天空塗抹著朦朧的圖案，大雨傾盆，雷電交加，一下就是六個月。因為這不變的、有序的節奏，沒有哪一天特別值得回想。當下和可見的未來才重要。有時，未來的片段會在我眼前閃現，像火車機車沿著希望的鐵軌駛來，煤在爐膛里熊熊燃燒，汽笛聲如象鳴般響亮。有時，這些片段會在我的夢境中浮現，抑或混在我腦海中嗡嗡飛過的幻想中——我將成為飛行員，或者是奈及利亞總統，或者是大富翁，買得起直升機——因為未來在我們手中。未來是一塊空白的畫布，什麼都有可能。然而，父親調去約拉這件事改變了一切：時間、季節和過去變得重要了，我們對過去的渴望甚至超過了當下和未來。
從那天早晨起，他就住到了約拉。以前，放在綠色桌子上的電話機主要用來接父親自幼結識的朋友巴約先生從加拿大打來的電話。現在，它成了我們和父親之間唯一的紐帶。母親焦躁不安地等著他打電話過來，還在她房間的日曆上標出父親打電話的日子。要是哪天他沒按約定打來，母親在等待中——經常是一直等到深夜——耗盡了耐心，就會解開她裹身衣褶邊的結，取出裡面那張皺巴巴的紙，一遍又一遍地撥打她匆忙記下的電話號碼，直到父親接聽為止。如果那時我們還醒著，我們會擠在她身邊聽父親的聲音，敦促她給父親施壓，讓他把我們接到約拉去。但父親總是斷然拒絕。他一再重申，約拉局勢不穩，經常發生大規模暴力事件，而且常常是針對我們伊博人的。我們還是不斷要求，直到一九九六年三月血腥的宗派暴亂爆發。那一次，終於拿起聽筒後，父親在零星槍聲的伴奏下告訴我們他是怎麼從攻擊他所在地區的暴徒手中死裡逃生的，以及同他的寓所隔街相望的一戶人家是怎麼被屠殺的。「他們殺小孩就像殺雞！」他特彆強調了「小孩」。我們但凡還有腦子，就再也不敢提搬家的事。事情就是這樣。
父親每隔一個周末開著他的標誌504轎車回來一次，路上要花十五個小時，到家時總是風塵僕僕，精疲力竭。我們盼望著那些星期六。家門口一響起喇叭聲，我們就會衝出去開門，急著想知道他又給我們帶來了什麼點心或禮物。後來，我們慢慢習慣了幾個星期才能看到他一次。在此期間，事情發生了變化。他原本身材魁梧，沉著穩重，如今卻逐漸萎縮乾癟。他原本奉行鎮靜、服從、學習和雷打不動的午睡，我們已習慣成自然，如今這套規矩卻逐漸廢弛了。以前我們覺得他眼神銳利，能看到我們背著他犯下的最細小的錯誤，現在他的眼睛卻覆上了一層薄霧。到了第三個月頭上，他那經常揮舞警示之鞭的長長的手臂突然像疲憊的樹枝一樣折斷了。然後我們就脫了韁。
我們拋下書本，開始探索我們熟悉的世界之外那個神聖的世界。我們奓著膽子去了市立足球場。我們那條街上的大多數男孩每天下午都在那兒踢球。但他們像狼群一樣排外。我們只認識他們當中的卡約德，他就住在離我們家幾條街的地方，但這些男孩熟悉我們家，叫得出我們父母的名字，還常常用毒舌招待我們。儘管伊肯納是個控球高手，奧班比是守門神將，他們還是管我們叫「菜鳥」。他們還經常開玩笑說，我們的父親「阿格伍先生」是在奈及利亞中央銀行上班的富人，而我們是特權階層。他們給父親起了個奇特的外號：奧尼爾老爹。後者是一部備受追捧的約魯巴肥皂劇里的主人公，有六位妻子、二十一個孩子。他們用這個外號來嘲笑父親，因為他覺得孩子多多益善，在我們那個區算是出了名。在約魯巴語里，奧尼爾老爹還有「螳螂」的意思。那可是一種瘦巴巴的醜陋的綠色昆蟲。我們受不了這樣的侮辱。起先，伊肯納覺得我們人太少，寡不敵眾，就按照基督徒孩子慣常的做法一再乞求他們不要侮辱我們的父母，因為我們的父母沒有做過任何傷害他們的事，但他們無動於衷。終於，一天晚上，伊肯納再也忍受不了那個外號，一頭撞向其中一個男孩。那男孩瞬間踢中了伊肯納的肚子，居高臨下地朝他壓過去。有那麼一小會兒，他們倆纏在一起，雙腳在沙地上踢出一個不大規則的圓。但最後，那男孩甩脫了伊肯納，還朝他臉上撒了幾把土。其他孩子歡呼著把那男孩扛了起來，他們的聲音匯成一曲勝利的歡歌，其間夾雜著對我們的噓聲。那天晚上，我們垂頭喪氣地回了家，以後再沒去過那兒。
這之後，我們不再喜歡去外面玩。在我的建議下，我們一起去求母親，讓她說服父親把沒收掉的遊戲機還給我們，好讓我們玩《致命格鬥》。一年前，父親沒收了遊戲機，還把它藏了起來，因為考試經常名列全班第一的波賈帶回來一張成績單，上面用紅筆寫著第二十四名和老師的警告：「下次還有可能這樣。」伊肯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