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乎一切都已塵埃落定。不，最後我們還是不能忘記可憐的野村和來棲。為日美會談費盡心機的野村終於成為戰前日本駐美的「最後一任大使」，也是最丟人的一任大使。但是兩位「三郎」對國務卿赫爾——連他自己都承認的那種「比任何一頓臭罵更為難堪」——的侮辱也只能甘心忍受。
從國務院返回使館的途中，美國廣播電台已經開始預告將有特別重大的新聞發布，隨後就開始反覆廣播「珍珠港遭受攻擊」的消息。緊張的播音員已經失去了平時沉著的語調，聲音中不時顯露出一絲顫抖。兩位「三郎」這才知道，美日已經開戰，並且很可能是日軍率先對美國太平洋上那個最大的軍事基地進行了攻擊。他們感到氣憤的是，自己竟然是在赫爾之後才知道本國已經決定開戰的消息，也終於明白了一向文質彬彬的赫爾，剛才為什麼是那樣一副氣急敗壞的表情！
回到大使館後，上午曾經滿頭大汗列印文件的奧村告訴他們：「我們的飛機轟炸了珍珠港！」陸軍武官磯田大佐雙目含淚地走到野村跟前，向他表示，儘管大使已經做出了最大的努力，可惜「事情還是到了目前這個不可挽回的地步」。目光獃滯的野村心亂如麻，誰的話他都聽不進去。
野村再次想起了赴美之前，老朋友米內光政提醒他的話，「此行請務必小心，今天這幫人扶著讓你上去，當你爬上去之後，他們會毫不猶豫地從你身下抽走梯子的。」從目前的情況看來，米內老弟說得一點都不假呀！
回到使館的來棲也接到了好朋友費迪南德·邁耶打來的電話。邁耶不久前還是美國的外交官，他與來棲在柏林結識並成為很要好的朋友。邁耶說「他很想看看來棲」，來棲感謝朋友在危難時刻打來的電話，但他說現在是非常時刻，不敢勞邁耶的大駕。此時的使館門外全是憤怒的人群，邁耶從來棲說話的語氣中聽出他「意氣消沉，頹喪之極」。來棲曾試圖切腹自盡，被大家制止。
接到邁耶電話後不久，使館的電話線便被美國憲兵切斷，同外界的來往就此中斷。除特別許可外，所有人一律禁止外出，野村和來棲長達6個月的拘禁生活就這樣開始了。
當時，大家都忙於處理開戰有關事宜，竟忘記關閉使館面對馬薩諸塞大街的那扇大門，結果有30多名美國新聞記者擅自闖進了大使館的院子。此刻，海軍武官處「有經驗的人」均出來幫忙應酬，而大使館銷毀密碼機的工作還沒有結束，銷毀時出現的一股股白煙正從院子里的杉樹叢中往外冒，這不能不引起記者的好奇。
「那股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海軍武官佐佐木勛一大佐——他早前畢業於美國斯坦福大學，機敏地充當了使館的發言人，他用一口流利的英語回答了記者的提問：
「您說的是那股煙嗎？那是在燒情書。綠色的煙是在燒談情說愛的信，黃色的是代表日美兩國斷絕外交關係的失戀煙。」記者更加墜入雲里霧裡了。
使館的鐵門好不容易才關上。前面的那條大街上，到處都是憤怒的美國人。有些人甚至準備用裝有汽油的燃燒瓶圍攻使館。幸虧這時有50多名警察在一位上尉的指揮下趕來解圍。面對嘈雜的人群，這位上尉聲嘶力竭地喊道：「不要忘記，我們的格魯大使還在日本。」傍晚時分，憤怒的人群方漸漸散去，而那些荷槍實彈的美國警察始終沒有撤防。
在東京12月8日早晨的臨時內閣會議上，有一個重要的內閣成員因故缺席，他就是之前一直反對開戰的外務大臣東鄉茂德，他此刻有更重要的事情要辦。早上7時，在外相官邸二樓的大會客廳，東鄉最後一次約見了美國駐日大使，他把給美國照會的抄件遞給了格魯。東鄉說：「這是今天在華盛頓向美國政府遞交的文件抄本。為了鄭重起見，現在也送給您一份。」
停頓片刻後，東鄉補充道：「鑒於美國政府目前的非合作態度，日本政府不得不中斷談判，對此本人深表遺憾。」
格魯很快翻看了這份長達13頁的厚厚的照會，不安地道：「照會我回去再認真看吧，我對中斷談判感到遺憾。但即使談判破裂了，我們還要努力以避免戰爭。」善良的格魯此時尚且不曉得戰爭已經開始，他從1932年開始，長達10年的大使生涯，即將畫上句號，可以回去專心地寫回憶錄《使日十年》了。
一個小時後，上午8時，英國駐日大使羅伯特·克萊琪也接到了和格魯大使差不多內容的一份抄本。
這天上午11時左右，格魯和克萊琪同時接到了日本宣布與美國、英國進入戰爭狀態的正式通知。
由於日本駐華盛頓使館的效率低下，向美國提出最後通牒的時間比政府指令要求晚了1小時20分鐘，日本精心策劃的事前宣戰變成了「事後通牒」。這不僅在日本外交史上留下一個巨大的污點，而且給了美國人一件意想不到的「最好禮物」。這對於東條、東鄉以至於山本來說，同樣是做夢也不曾想到的。恰恰如伊藤整一所言，「很抱歉，我們的時間摳得太緊了」。
開戰後幾個月里，野村和來棲以及其他日本國民在臨時徵用為關押營地的擁擠酒店裡等候遣返。關押期間，他們都成為美國人仇恨的對象，有人在關押地附近寫出了標語：「誰是來棲，我要擰斷他的脖子！」
在弗吉尼亞州被關押的酒店裡，野村和來棲終於明白，他們最後辛辛苦苦的外交努力，不過是為了給軍方的行動提供必要的掩護而已。他們表面上肩負著國家和平的「偉大」使命，卻最終成為日本軍部掩蓋戰爭的兩枚棄子，真是想哭都哭不出來呀！
匆匆忙忙在最後關頭趕到美國的來棲可謂是個不幸的人，臨行前他與東鄉茂德那句玩笑話終於變成了現實。儘管有些灰心喪氣，但對於對他鄙夷有加且形之於色的赫爾，來棲一點都不怨恨。他認為，赫爾和野村，還有他自己，已經為維持和平盡了最大的努力，現在沒有什麼可遺憾的了。在資深外交官來棲眼中，美國和日本不過是兩個小孩子，在外交上很不成熟。現在這兩個孩子一言不合就玩起愚蠢的打仗遊戲來了。
來棲喜歡將外交事務比喻成在沙灘上畫畫。不論你之前有多麼努力，政府的改變都會像海浪一樣，剎那間將你的所有努力沖得蹤影皆無。他希望兒子來棲良不要走自己的老路，要去做一些具體有形的工作。他幫助兒子選擇的職業是做一個橋樑建築工程師，希望他未來能為自己的國家設計出漂亮而堅固的橋。但是很遺憾，來棲良並沒有機會去建造一座橋，這個出生在美國芝加哥的日美混血兒，在戰爭結束前夕的1945年2月戰死於那場他父親無力阻止的戰爭。
對於太平洋戰爭來說，兩位「三郎」今後都沒了出場的機會。回到日本，沒有人對他們沒能及時遞交最後照會的失誤進行責備，相反，他們參加了一系列慶功會，包括裕仁接見以及和東條共進午餐等。裕仁對日本的處境沒有表露任何不安，只是高度讚揚了他們的敬業精神。高松宮則更加直率，他告訴來棲，很遺憾外交沒有佔到上風，最後還是不得不開戰了。東條則一直強調，日本是在美國的逼迫下進行的戰爭。似乎這些大人物急切想要補償在外交危機中受盡折磨的兩位代表。
後來來棲淡出政壇，寫了《日美外交秘話》一書。野村回國後，沒有改變自己的親美立場。由於戰爭已經爆發，主和的野村很快沒有了市場，只是擔任了樞密院顧問官的閑職。戰後在麥克阿瑟主政日本期間，野村再次出山成了親美派的領袖，積極推動日本在冷戰中向美國靠攏，還擔任過參議員等職。1964年5月8日，野村去世並被授予一等旭日桐花大勳章。
1942年6月18日，珍珠港事件已經過去大半年，日本海軍剛剛在中途島遭遇了有史以來最慘痛的失敗，進攻勢頭也戛然而止。這天晚上，瑞典美國船運公司的「格里普斯霍爾姆」號客輪從紐約駛出，船上裝載著一群被關押在美國臨時營地的日本公民。同時，日本政府派出的「淺間丸」運輸船也從橫濱出發，義大利輪船「綠伯爵」號也從中國的上海港出發，它們的共同目的，是把位於北美和南美的國民接回老家。
「格里普斯霍爾姆」號上的那群日本人中，一個身材高大的人特別引人注目，他就是日本戰前最後一任駐美大使野村吉三郎。他身邊的那個小個子，就是最後階段赴美談判的特使來棲三郎。在船上，兩人看到了夏威夷領事館的喜多長雄，大家握手互致問候。兩人都不認識喜多身後那個缺了一節手指的英俊小伙兒，他就是日本成功襲擊珍珠港的大功臣吉川猛夫。
在巴西的里約熱內盧，「格里普斯霍爾姆」號裝上了更多被關押的日本人，之後一路南下，沿著南極的洋面航行，極力避開作戰地區。環繞半個地球的船隻一直在高速中運行，之所以如此，是因為這艘船所要通過的航線和日期已經通過中立國通告各交戰國的潛艇，以求得到航海的安全。為此，船隻白天以綠十字做標誌，夜間則掛起了十字形的彩燈。如果錯過了預定日期和航線，就有可能被當作偽裝船而遭到攻擊，所以必須嚴守事先通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