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次海軍裁軍會議給日本海軍的發展帶來了深遠的影響，特別是倫敦海軍會議直接導致了「條約派」和「艦隊派」的決裂，也使海軍省和軍令部的矛盾進一步公開化。此外，還產生了一種更加惡劣的後果，那就是在日本海軍軍官中反英、美和親德的情緒越來越嚴重。
根據原來的傳統，日本海軍會選擇最優秀、最有前途的「海大」「海兵」畢業生去英國或者美國深造。隨著《英日同盟》的終止，日本派往英國的人員逐漸減少。在20世紀20年代後半期，日本向德國派出了更多的造船工程師。到了30年代，德國已經取代英國、美國成為日本海軍軍官留學深造的首選國家。1936年，德、日締結《反共產國際協定》之後，日本海軍派駐柏林的武官、助理和辦公人員數量超過了在英、美類似人員的總和。這些人回國後立即成為海軍省和軍令部內親德反美的中堅力量。
並不是每一個曾經在德國工作或者留過學的人都親德，這其中也不乏個別清醒者。好書成癖的米內光政曾經在德國待過兩年半，他深刻意識到日本與德國親近的危險。他研究過希特勒的《我的奮鬥》並告訴那些親德的年輕人，希特勒鄙視日本人，把大和民族看成是劣等的缺乏想像力的民族，這些話在翻譯成日語的時候已經被刻意刪掉了。同樣清醒的還有井上成美，他指出「日本人絕對不能和德國人站在一起，因為那個國家在撕毀條約時毫不猶豫」。
親德派幸運地找到了一位大後台，他就是太平洋戰爭開戰之前，從1933年到1941年擔任了八年軍令部部長的伏見宮博恭王。1886年4月，年僅12歲的伏見宮就進了「海兵」第十六期，可是當年9月就因受不了學校對皇族的特殊照顧毅然退學，之後遠赴德國弗倫斯堡海軍學院留學。伏見宮在德國可不是簡單地鍍金，而是實打實地接受德國的海軍教育，在讀完海軍學院以後，還上了研究生班。日俄戰爭的黃海海戰中，伏見宮是東鄉平八郎的旗艦「三笠」號後炮指揮官第三分隊長，激戰中他被打斷了三根肋骨，負傷後的伏見宮拒絕軍醫救治，要求他們先去處理更重的傷員。這時候「三笠」號的炮術長上來把他硬抱了下去，這位炮術長的名字叫加藤寬治。據說在伏見宮「海兵」短暫的學習期間，加藤就是伏見宮的「官方伴讀」。後來伏見宮先後出任「海大」校長、第二戰隊司令、第二艦隊司令、軍事參議官等職，1922年，47歲的他就晉陞海軍大將。升遷速度之快，在日本帝國海軍中空前絕後。由於其父也曾經是日本陸軍元帥，1932年，伏見宮進入元帥府後與其父成為日軍中第一對元帥父子（第二對是寺內正毅、寺內壽一父子）。
伏見宮與東鄉平八郎一起成為「艦隊派」的兩大後台。作為皇族的伏見宮打著天皇的旗號幹了許多天皇不知道的事，在任內，1933年2月2日，成功地將海軍軍令部部長升級為和陸軍類似的軍令部總長。其漫長職業生涯的業績，用後人的評價說，就是「連平庸都算不上」。由於是皇族，伏見宮不用為自己的行為或錯誤承擔任何責任，他因為沒人敢惹而變得越來越肆無忌憚。在掌管日本海軍期間，他主持撕毀倫敦條約，逼迫大角岑生將作戰指揮權從海軍省轉移到軍令部，解除大批「條約派」海軍將領，推動日德海軍合作，逼迫海軍同意對英、美開戰等劣跡，使得後來的日本史學家稱他為「日本海軍的毒瘤」。1941年開戰前夕，昭和天皇顧慮到日本很可能在戰爭中失敗，害怕最後追究皇族的責任才讓其隱身幕後。這樣，戰後伏見宮連戰犯都沒混上，1946年病死。
倫敦會議之後，加藤寬治黯然辭去了軍令部部長的職務。由於加藤先後出任過江田島海軍兵學校、海軍炮術學校、海軍大學的校長，在海軍內部可謂「桃李滿天下」。加藤從華盛頓返回之後，在有關美國強加給日本60％比例的演說中聲淚俱下，成為每個「海大」畢業生心中永久的傷痛。他對於日本海軍天下無敵的吹噓，又使得那些年輕的海軍軍官如醉如痴。一定意義上，加藤依然是「艦隊派」的教父和精神領袖。
1931年1月，「艦隊派」的主力選手大角岑生在東鄉、加藤的支持下出任海軍大臣，然後聯手在1932年2月成功扶持伏見宮登上軍令部部長的寶座。1933年2月，又一位「艦隊派」的骨幹末次信正被任命為聯合艦隊司令官，至此「艦隊派」完成了一統天下。
傳統的海軍是一個相當有序和團結的整體，組織戰役戰術歸軍令部，行政決策大權在海軍省。在倫敦會議之前，海軍省的地位一直高于軍令部。伏見宮出任軍令部部長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從海軍省奪權。伏見宮以「把海軍省的權力壓縮到最小」為目標，主持修改了「軍令部令」，要求海軍省把所管轄的武裝規模、軍事教育、艦隊訓練甚至人事權交給軍令部。伏見宮濫用皇室的身份，迫使當時的海軍大臣大角岑生就範，成功奪取了上述權力。此舉極大地削弱了海軍省的力量，也預示著將來軍令部在把國家引向戰爭的時候，海軍大臣已經沒有能力來為戰爭踩下剎車了。太平洋戰爭開戰之前，兩任海軍大臣及川古志郎、島田繁太郎面對軍令部總長永野修身的強勢無可奈何的原因，就在於此。
一統天下之後，「艦隊派」馬上開始了對「條約派」的大清洗。此時仍然堅持加藤友三郎觀點的「條約派」已經日漸式微，幾乎失去了反抗力量。1933年到1934年間，「條約派」的高級軍官被全體強迫退休或編入預備役，這就是史稱的「大角清洗」。在大角的背後，是東鄉、加藤、伏見宮幾大「艦隊派」的巨頭。
這些被清洗的人，包括56歲的山梨勝之進大將、51歲的堀悌吉中將、55歲的左近司政三中將、52歲的寺島健中將，等等。從年齡可以看出，這些人雖然當水兵是老了點，但作為海軍高級將領都正值當打之年。要知道，日本規定海軍大將的退休年齡是65歲，中將是62歲。這些人都是出身海軍省的「條約派」要員。從後來的結果來看，對這次清洗造成的惡果怎麼評價都不為過，它摧毀了日本海軍最優秀的領導層，打垮了海軍內部的反戰力量。同時使得日本海軍走向戰爭變得暢通無阻。
被打入預備役的堀悌吉海軍中將是山本五十六一生最要好的朋友，他被稱為擁有「海軍兵學校畢業生中最好的頭腦」，有人甚至說他比秋山真之還聰明，是一個傑出的領導者。山本對此的評價是，堀悌吉的退役相當於日本海軍損失了一支巡洋艦隊。珍珠港事件之前，海軍大臣島田繁太郎後來回憶說，「如果在戰爭爆發前由堀悌吉來當海軍大臣，他一定能應付自如。日本也不一定就會走向戰爭」。類似的話井上成美也說過，「如果山梨勝之進和堀悌吉仍然留在海軍的話，日本的歷史將被改寫」。
大清洗當然也會有「漏網之魚」，有四位一流的海軍將領戲劇性地逃過了這場劫難。除了之前多次提到的「反戰鐵三角」米內光政、山本五十六、井上成美之外，另一個就是山本戰死之後接任聯合艦隊司令長官的古賀峰一。
順便說一句，清洗了「條約派」的大角也沒有取得善終。1941年2月5日，大角岑生海軍大將乘坐大型運輸機「微風」號在從廣州飛往海南島的途中，飛機失事墜落。大角岑生活不見人，死不見屍，並由此獲得侵華戰爭中被擊斃日軍最高海軍將領的「光榮稱號」。
第一次倫敦會議之後不久，1931年，日本悍然侵佔了中國東北，並建立偽滿洲國。在遭到國際社會一致譴責的情況下，日本於1933年退出了國際聯盟。日本在國際上處於更加孤立的地位。正是在這種形勢下，日本迎來了第二次倫敦裁軍會議。
華盛頓條約雖然使日本的擴軍計畫受到一定限制，但英、美對日本做出了不在西太平洋新建或擴建海軍基地的重要讓步，從而使日本海軍在西太平洋地區保持了巨大的優勢。1930年，倫敦條約又使日本在非主力艦方面突破了10∶10∶6的比例，這無疑也是日本的勝利。按道理，日本應該滿意了。但出於擴大侵略的需要，日本還是決心完全擺脫裁軍條約的限制。
現在關鍵是必須找到退出條約的合適理由。此時由「艦隊派」一統天下的日本海軍很快提出了新的觀點。大角海軍大臣提出，隨著海軍技術的不斷發展、艦船航速的加快以及航空火力的增強，太平洋上的戰略空間已大大縮小，相對作戰距離急劇縮短，美國進行跨洋作戰變得更為快捷，70％的比例早已經不夠了。為了在將來與美軍的戰爭中佔據有利位置，日本必須爭取與美、英在實力上的完全對等。他們清楚英、美肯定不會接受這樣的結果，這樣的話，日本就可以做到比較體面的「被迫退出」。
在1933年10月16日的內閣五相會議上，海軍大臣大角宣稱：「基於國家的生存權和武裝的平等權，實力對等是絕對必要的要求，為了完成足夠的軍備和堅決抵抗美國對遠東地區的侵略，日本必須廢除華盛頓條約。」當有人質疑廢除條約會引發美、英的聯合時，大角厲聲反問：「難道不廢除條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