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就去做

二〇一六年的春節,我參加高中同學聚會。飯後去KTV,同學包了一個有舞池的多功能廳,幾十個中年人在彩色的閃燈下縱酒放歌,聲浪巨大,震得人恍惚。我出門來,坐在沙發上抽煙。兩個同學,天鵬和郝飛,上完廁所迤迤然過來,問我怎麼悶悶不樂的。我說沒有,隨便想想。問想什麼,我說想未來。他們撲哧笑了,我們還能有什麼未來啊。我說,你們沒有,我有。他倆對視一眼,問我想幹什麼。我說:「我想做中國最好的導演。」天鵬腿一軟,扶著我肩膀說,你啊,還是考慮做我們獨山最好的導演算了。我說拭目以待。他倆順著我的話,好好,拭目以待。說著一人抓起我的一隻手,像攙著病人似的,推門進去說,走走走,唱歌去。

那天散席後,走在雨後的霓虹燈里,整條街通體發亮。我低著頭,看到路面上積了許多漂亮的小水窪。光斑迷離的倒影里,自己的腳機械地入畫、出畫。衣服沾了濕氣,感覺比往日滯重。就這樣腳步飄飄地回到家,輕輕提門打開,躡手躡腳回到房間,上床縮在被子里,我開始思考和同學的對話,心裡變得十分嚴肅。

回顧起這四十多年的生活,年輕時在礦山的日子又浮現眼前。我去礦山是在一九九九年,那時候,已離家在京十年了,受一位離京遠赴廣州的朋友的影響,也想嘗試一下另外的生活。當時,我厭倦了北京的喧鬧擁擠,逆反性地想找一處與世隔絕的地方,於是就去了羅甸縣羅捆鄉的礦山採礦,成為一名「城裡來的」礦工。

礦上生活單調、艱苦。礦洞在山的上端,洞前有一小塊開出來的平地,比洞口要低,便於停車接礦。洞口有個木頭做的閘,裡面的人把礦推到木閘處,一車硅礦石就掉到地勢略低的接礦車裡面去了,一種挺有智慧的設計。日常用水要派人到山下挑,來回兩個小時。每星期有專人去城裡採購,只買肥肉、白菜、豆腐三樣。豆腐屬於奢侈品。肥肉拿來煉油。當時都覺得挺香,因為餓。礦工的飲食,天天都是如此。

那段時間,注意到了以前沒留意過的東西。一個是星星,太純凈了;然後是天空,星星越看越多,剛開始只看到幾顆明亮的,後來眼睛適應了黑暗,星星就布滿了整個天空。星星是每天都可以看見的,但它讓我想到一些很遠的東西,永恆的東西。這種「永恆」到底是什麼,我也說不明白,但意識到了人的渺小、人生的短暫。

十月的一天,風雨過後,晚霞持續了很久,大概有五到十分鐘。我坐在礦洞外的石頭上看著晚霞。漫天火燒雲,我再沒見過那麼紅的雲,自己都要被那紅光熔化了。原來世間還有如此美景,留它不住,也不可複製,多麼讓人悵惘。我由此感到光陰是可貴的。

這些東西,對我談不上具體的影響,但是日常經驗被打破了,受到了刺激,促使我去觀察身外的東西。之前每天考慮的,是吃什麼樣的飯,寫什麼樣的日記——我從小喜歡寫日記——此外是上誰家吃飯,晚上睡哪兒,都是基本的生存問題。冷了,就找衣服來穿;熱了,就脫衣服,僅僅是被動去迎合世界的變化而已,並不會有意識去關注天地的樣貌、時間的來去、生命的源泉與盡頭。

年後的一天,雷管炸了以後,大家在洞口等著灰落下去。那天我不知怎麼,彷彿有某種力量牽引著,也不等其他人,點上蠟燭就一個人鑽了進去。裡面黑洞洞的,只能看到燭光照亮的狹小範圍。摸索著走了幾十米,其他聲音都消失了,只聽到自己踩著碎石和呼吸的動靜,帶著一點點微弱的迴響。在寂靜里,人的感官變得更加敏銳,我隱約由眼角察覺到某處有些異樣,便舉著蠟燭找過去。黑暗中,石壁上炸開了一個十幾厘米的小口,裡面是一窩晶瑩的水晶,一根根指向圓心。我握著蠟燭伸進去輕晃,亮晶晶的光透過水晶閃爍著,從各個方向鑽進了我的眼睛,熠熠生輝。一瞬間我被一股感動的浪潮席捲了。這種世間的極品,埋藏在山體里,沒有人知曉,而它們仍然朝著最純凈最完美的方向生長。我忘掉了身邊的一切,世界只剩下我和眼前這一捧水晶。我用眼光撫摸著它們,彷彿聽到了體內血液沸騰的聲音。我突然明白,如果沒有自我凈化的決心,一直渴望的個人「自由」,乃至在生活中藝術化的自我放逐,不過是無聊的自悲自憐,是逃避為人責任的借口。心中長鳴的喟嘆,並非我個人獨有,而是每一個人心中與生俱來的悲歌。若只是廉價的自我感動,在這茫茫人海中毫無意義,在這緘默的天地間更沒有任何價值。也許,我從未考慮過別人的感受、父母的擔憂。我開始對放肆的人生失去了興趣。生而為人,總該有些具體的價值,哪怕只是讓關心我的人放心。我出於迷茫來到這裡,難道還要在迷茫中繼續蹉跎光陰嗎?自那一個月後,我便離開了礦山。

出礦山後,我開始覺得人生應該主動點。不管做什麼,有什麼困難,需要自己主動去明白它,那麼心境就很不一樣,不會有被蹂躪的感覺,要蹂躪也是自己蹂躪自己。

隨著年齡的增長,個人的長處和弱點漸漸清晰。我花了很久的時間去思考、分析自己的能力和願望,去想應該走什麼樣的道路,也嘗試了許多不同的工作。但我從未想到過電影,它距離我太遙遠了。可是冥冥之中,命運之手似乎在以緩慢的手勢把我往這個方向推動。

二〇一二年,我在豆瓣網上傳了一個相冊——《回家》,存放春節回家時拍的家庭生活,還有老家的景象。都是很日常的東西,但每張照片下的討論都很熱烈。這促使我重新審視老家那逐漸消逝的小城生活。因離家多年,我的審美、思維、習慣已被重構,這距離使我變成了家鄉的旁觀者。在不需要與生活角力之後,我有了新的視角去觀望故鄉的生活方式、人情、風物,美好的東西從一片瑣碎中浮現了出來。我幾乎是貪婪地把所看到的記錄了下來。但照片畢竟只是瞬間的定格,沒有時間流淌過程的印跡,因此我覺得十分有必要拍攝視頻。恰好年底回家前,工作上需要添置相機,便順理成章地買了有錄影功能的機型。從二〇一三年春節開始,我在家的每一天都拍得很瘋狂,什麼都想攝下來。幾年過去,積累了大量的視頻素材。

二〇一五年,《刺客聶隱娘》上映,我看到一篇侯孝賢導演的訪談,有電影學院的學生向他說出自己的困惑:雖然在學導演,卻不知道怎麼開始自己的第一部電影。侯導回答說:想拍就去拍,你不去拍怎麼知道如何開始!這句話在我心裡引起震動。拍攝父母生活之初,只是想製作一個對家庭有紀念意義的影像作品,正如我父親多年前拍攝的那樣。侯導的話無形中為我揭示了另一種可能:既然已經有了那麼多的素材,為什麼不能做成一部真正意義上的電影呢?一有了這個念頭,我便帶著學習的意識去了解電影是什麼。我開始從豆瓣影評里尋找,那些碎片化的信息一點點建立起我的電影概念。

這期間,我也曾懷疑過。我是很容易自我懷疑的,不是懷疑能力,是懷疑自己的人生選擇。我時常想,在這個世界裡我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存在。在過往的人生閱歷里,並不能找到確切的答案。我喜歡錶達,哪怕只是給自己。我覺得每個人的誕生都是隨機且不可複製的,每個存在都有獨特的價值,都應該有與世界相處的獨特體驗,都可以把這些體驗表達出來。

當侯孝賢的那句話幫我掀開遮住那條道路的壁板之後,我看到了這種可能,越來越意識到電影就是最適合我的表達方式。我買了很多書來學習,從各方面增進對電影的理解。我開始意識到人和環境的關係,這改變了我拍攝的構想。帶著超越日常表達的意識,我能夠觀察得更細緻,更深入地了解父母身上那些普通人的光輝。我想做一部真正的電影獻給父母。

二〇一六年春節,回到家中,看到父親的衰老如此之快,我意識到必須開始剪輯了。當時,我連用什麼剪輯軟體都不清楚,需要從頭學起,至於要花多長時間,最終能否剪出來,更沒有完全的把握。正是在聚會過後這個徹夜未眠的夜晚,我懷揣著忐忑的希望,暗暗下了決心。

四月,回到北京,先花一個月時間看素材,如何開始,卻仍一頭霧水。問朋友應該用什麼剪輯工具,下載下來又不能用,反覆的失敗讓我很焦慮。五月的一天,我硬著頭皮去找賣電腦的小哥幫忙裝軟體,筆記本已買了一年多,不知道人家會是什麼態度。沒想到他非常熱情。裝好後,我請他教我基本操作,他笑了,說只會裝不會用。建議我買書學習操作。我恍然大悟,收拾好電腦直奔海淀,買了兩本Final Cut的教程,回家邊學邊剪。

我喜歡面對困難,但又不是很聰明的人,每做一件事,進入狀態都很費勁,風吹草動都會影響我的注意力。考慮之下,我決定把網斷掉,謝絕了所有的客戶,也拒絕朋友做客。除了扔垃圾和買菜,我足不出戶。一年多的時間裡,見到的人不超過十五個。每天和清風明月相伴,與花草為伍。工作台就在床邊,累了躺下看剪輯的書,直到睡著;醒來洗完臉又坐在了電腦前。為了長期維持狀態,我對了鬧鐘,確保每天工作不超過十六個小時。

我住的地方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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