稍作觀察就不難發現，規則對於一場比賽的影響不可小覷。當然，很多事情都取決於自由，球員憑藉個人特點和相互影響能夠脫穎而出，但是無論如何，還是規則定義的合理性引導著事情的運轉。在規則之外就沒有比賽。
我們還可以將這個概念極端化：在規則之外，比賽的想法也就不復存在。也就是說，一場沒有規則的比賽是無法想像的。我說這些，一方面是想再強調一遍限制球員的規則（即約束）和自由之間的矛盾關係：沒有規則就不存在自由，沒有自由也談不上規則。由此來看，我們甚至是在以比賽的方式度過人生。最後，解決任何種類的問題難道不都意味著，在所處情況下根據規則思索並行動起來尋找解決方案嗎？
從另一個方面來看，思索規則的含義對我判斷比賽改變的可能性和需要付出的代價大有幫助。一場比賽的進程由其本身決定，其中會有對規則不可避免的改變。但是改變到什麼程度不會被人看作是「變質的」，或者乾脆是另一種比賽？實際上，正如之前所說，規則對一場實戰比賽定義的影響不可小覷。
讓我們暫且放下這個我的專業領域內的抽象問題。我們來觀察一下它對足球歷史整體發展的影響。足球在演化過程中很顯然有很多變化，其中不乏重要的變化。而列表標出這項運動經歷過的變化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比如說，材料改變了。意識到這一點，就可以觀察到它，並為在某些運動中運動員所表現出的改善找到原因。讓我們想想1950年代球員的鞋子和今天球員在草皮上穿的鞋子之間存在的差別——撇去個人品位和贊助商合同來看。這之間有著天壤之別。這些區別體現在性能上。我還可以舉出其他例子，但是我覺得在材料對足球帶來的影響這點上已經說得十分清楚了。
當人們思考運動的變化時，另一個不容忽視的方面是科學，尤其是醫藥科學。毋庸置疑，醫藥科學的進步幫助運動員完善了體育訓練，甚至通過對體育訓練的合理規劃校準了運動收益。在這裡沒有必要把批評的矛頭指向那些會改善運動員表現但又會導致機體嚴重紊亂的藥物。這會讓我跑題。
為了平息爭端，我只想說，濫用具有傷害力的非法藥物是違反規則的，因此也不能包括在比賽的範疇內。非法藥物的存在並不能抹去科學研究做出的貢獻。科研不僅在醫藥科學領域取得長足發展，還顛覆了體育訓練方式。為了得到某些效果，科學研究還對運動員提出我認為限制最小的行為要求，也就是為每個運動員都量身定製了健康的食譜，針對個體身體潛能和其特定身份需求制定出了身體訓練方案。所有這些都深刻地改變了比賽。運動員的身體變得更加強壯敏捷，從體格方面來講，陣形也為適應這樣的演變而隨之發生了變化。
就個人而言，從小我就一直十分熱愛教練這份職業。在我二十五歲效力於桑普多利亞隊時，成為「先生」的想法就已經在我內心萌芽。就這樣，我參加了一個第三等級教練的培訓課程。我當時很好奇。我想學習體育醫學的基礎知識，我想知道當一個人跳起來的時候身體內部會發生什麼變化、如何彌補肌肉疲勞等一系列我感覺可以深刻改善自己在賽場上表現的問題。
在我眼前出現了一個全新的世界，我明白了長大以後真正想做什麼。然後我來到科威爾奇亞諾的訓練基地，在那兒我意識到這一形象已經發生了巨大的改變：如今，人們對教練職業性的要求在幾十年前都是無法想像的。就像我之前說過的，所有這些在賽場上都體現於比賽的持續演變中，在某些情況下也體現在規則的變化上。
然而，為了弄清我在上文中簡略提出的那些改變的重要性，就讓我們回到那個促使我思考的或多或少有些含蓄的問題。換言之，從什麼時候開始，一個不同會變得如此關鍵，關鍵到可以顛覆足球這樣一種運動的本質，並使其變得與其一直以來的樣子完全不同？對於這個問題，我想這樣回答：「總之，足球還是足球。」我可以這樣毫不遲疑並開誠布公地說。
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可能會產生猶豫，如果人們開始思考其他的改變時，即使是朝好的方面想，都認為這些改變可能毀壞足球的存在，或者從普遍意義上講，會毀滅運動。但讓我們走一步看一步。
與科學研究保持同步，技術領域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想要意識到這一點，出去走一圈就知道了，或者觀察一下人類不斷創造的複雜器械（手機、平板電腦等等）的數量就可見一斑，這些複雜器械就像一整套基礎電子設備，如今若失去它們，我們會感到迷失。
再也無法用愚鈍的保守主義和落後的態度來否定它們：所有這些工具都通過帶來有效的舒適度而完全地改變了我們的生活，也改變了我們的交流方式和與人相處的方式。我的任務不僅是調查最先進技術（不只是與通信有關的技術）越來越普遍的推廣，對社會及其內部產生的或好或壞的次要影響，還要研究高科技對個人和對其在時間、空間上生活方式的影響。但是，在研究一些改變對足球世界所造成的影響時，我不能解釋和評估科技的應用是怎樣在實際上改善或顛覆了我們正在探究的運動，改變的程度也無從考證。
我想像得出，在我提到與足球和科技有關的問題時，大多數讀者都會想到由來已久的所謂「慢動作鏡頭」。對於那些對足球不是很感興趣的讀者，請允許我介紹一下這個有助於人們更好地觀察賽事的辦法，也就是設置一個長著電子眼的第三裁判（或「第四人」）。它在不確定的情況下，可以解決最富有爭議的問題，並避免裁判出錯，那些錯誤一方面會使一場錦標賽朝錯誤的進程發展，另一方面還會製造出最動聽的借口，從而引起無休無止的爭戰。
人們說在比賽中尊重規則是最基本的要求，不言而喻，在一場比賽中，透明度是直接與對比賽和對其一致性的尊重成正比的。因此，每一次對規則的遵守和對行為及可疑犯規的有效考察都應該受到積極歡迎。
位於場地邊緣的「第四人」或者說裁判員也有義務，在有爭議的情況下，甚或是無法決裁的情況下協助第一裁判和兩個邊裁，對「第四人」的設置正是朝這個方向考慮的。
我確信，這兩者的目標是相同的，一個是增加一個新的裁判，另一個是用電子設備來提升精確度。也許看上去很奇怪，但是我寧願選擇不如機器那麼完美的第四個人類裁判，或者如果以後人們想要再加上一個裁判工具，「第五人」也是好的。
這不是技術工具之間的一個普通差別，也不簡單地是科技之間的差別，而是對一個滲透本書的主題的謹慎思索。我不想贅述有關如何避免上述有爭議情況的方法。這不是我現在所關心的。我只想解釋為什麼我認為自己的中心立場是對的。
弗拉基米爾·迪米特里耶維奇是人類紀元出版社的創始人，但在那之前他是一個極有天賦的中場球員，他在1950年代從南斯拉夫惡劣的環境中逃到了瑞士。在他那部精妙的作品《生活是一個圓球》（阿德爾菲出版社，2000年版）中寫道：「人們說應該在各處都安裝攝像頭，在球門的每個立柱後都得有一個監督員。那為什麼不讓聯合國安理會的一群專家和一些紐約律師以及『國際社會』的坦克來糾正裁判的一個有意或無意的人為錯誤呢？」
迪米特里耶維奇巧妙的幽默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除去這點，在我第一次偶然讀到他的書時，我當時並不支持人類戰勝機器的觀點，也不為人為錯誤辯護，尤其是有意的錯誤。
總之，與人類站在一邊反對機器侵略是普遍的態度，幸虧我也變成了其中一員。這種對錯誤的辯解從另一方面來說已經不是那麼感性了，因為首先它也可以被看作是一種對裁判誠信的理解。但是當迪米特里耶維奇過分維護故意錯判的時候，一切都開始變得複雜起來。我們正位於那個破壞規則的邊界上，就像之前說過的，這樣的違規會威脅到比賽思維的存在。
但如果仔細觀察就會發現，在這樣的挑釁中隱藏著一種防守策略，這種策略致力於解決對比賽本身而言十分危險的攻擊。這讓我想到了技術的普及。表面上看起來這是自相矛盾的：比起客觀的（電子的）評判，人們寧願冒險支持錯誤的（人為的）評判。為了從道德與理性之間尷尬的衝撞里走出來，我們應該仔細想一想錯誤這個概念。
錯誤一定是一個限制，在良好信譽的前提下，裁判在錯判的特定情況下證明了人類的缺陷和完美。於是保護錯誤就意味著努力維護那個限制或束縛，因為這使我們有特色，與此同時使我們的日常生活（包括足球）變成一項對解放的實踐。錯誤是一種改善自我的嘗試，它的優勢在於可以構建自由的空間，使人類意識到自己的弱點並互相幫助，就像在一支優秀隊伍里發生的一樣。
那麼有意的錯誤呢？在我看來事情開始變得複雜起來。但是，正如衡量著自由的空間有多廣一樣，繼續思考著錯誤的界限有多寬時，我認為不從原則上去反思故意犯規的可能性本身，而是一味表揚那些儘管可以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