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本書，我常常回頭去反覆閱讀其中的一頁。我非常喜歡那位作者的風格，雖然他並不是專業的文學家。事實上，他曾經是一名將軍，但在我看來，他知道如何在書頁中安置他的思想，在總是很精準的句式中配置辭彙，這種能力與他在戰場上指揮部隊的能力是相當的。他成長在反拿破崙戰爭時期，並且是一個有深厚文化底蘊的男人。這個人名叫卡爾·馮·克勞塞維茨（1780——1831），這本書就是經典軍事著作《戰爭論》。（他去世後，這部作品在他妻子的努力下發表於1832年，共三卷，但第一版並不完整。）
第二卷《論戰爭理論》，第十四段中如是寫道：
任何理論在涉及倫理因素時都會變得無限困難。當論及藝術的素材時，建築和繪畫都處在一個非常安全可靠的境地；在結構和光學方面總是會有人認可。但是當他們創作的精神效力開始發生作用時，當需要產生一種精神和心靈上的震撼時，整個規則體系都在理智的不確定性中解體了。
還有：
醫學藝術並非致力於大部分只是身體癥狀的病例；它還與動物機體有關，可以這麼說，動物機體是處在永恆的變化中的，每兩個月後都絕不會與之前相同。這就使醫生的使命更加困難，並且將其識別力置於其學問之上。而當出現精神併發症的時候，病例就變得更加困難了，靈魂的醫者則應該被置於相當高的位置。
克勞塞維茨，這個偉大的戰略家，還原了那種棘手關係的複雜性，而我則將這種關係重新引向了理論和實踐的必要結合，也就是陣型、戰術等和隊伍的運動訓練以及心理和情感準備，就像他所說的「倫理」因素之間的必要結合。
這位普魯士將軍直擊要害，顯示出一種透徹的認識。他明白，恰恰就像一名醫生面對一具「永恆變化」的「絕不相同」的身體一樣，一支軍隊也絕不會一成不變，即使這支軍隊還是由同樣的單位組成。一個團隊正應這樣了解自身的變化，即使有時這些變化不是特別有影響。
至於所謂「靈魂的醫者」的優先性，它最好地證實了在我的教練經驗中，具體地憑直覺獲得，但並沒有形成清晰理論的感悟。「靈魂的醫者」應該是一個渴望成為隊伍領袖的人。首先，因為他知道「認識和再認識」「他自己的人」，正如之前所說；還有一個原因，我在上文也試著解釋過了，一個隊伍的領導者，如果處在居高臨下的位置，並且嚴重地獨斷專行，是不利於形成一種協調一致且充滿決心的環境的。
一支球隊的教練，就像一支軍隊的將軍、一個企業的首席執行官，也像一個家庭中的父親，應該有能力「識別」「他自己的人」，同時也應該讓自己得到「自己人」的「承認」。換一種說法就是，他應該知道怎樣一天天地逐漸獲得「來自底層」的承認。這並不是向別人乞求尊重，而是要知道如何在賽場上為自己贏得尊重，同時展現出他的權威。權威由很多因素組成：嚴厲、專業性、競爭力以及個人魅力、情感、自信和信任。領導者並不是靠獨斷專行來令人信服，而是因為他的權威而得到承認。他的脫穎而出，就像他作為參照榜樣而出現一樣，是這個團隊本身的自覺的需求。
這個時候上下級之間就不再是從屬關係，而是遵守一個被認可的價值：一種從內部產生平衡和合理的等級間的互動關係。另外，在一支球隊中，領導者並不是只有一個人。當然，教練應該處在這種角色的高處，否則一切都會變得更加困難。但經常發生這樣的情況：兩三個球員，由於他們自身的個性和成熟性，能夠得到隊友們的極大信任，因此成為了有用的「靈魂的醫者」，在面對困難的任務時，陪在教練身邊，幫助隊伍的管理和發展。
在我身上就經常發生這種情況，在所有人中我點其中三個人的名字，以免有人會不高興：在自己的隊伍里能夠有像佩魯齊、費拉拉或者卡納瓦羅這樣的人，就是一種保障。同時不應該忽略這樣一個事實：這樣的人物會脫穎而出並且成為教練的有力支撐，也帶給其他隊員們成長的機會。這也是建立在良好的團隊理念基礎上的工作的結果。或者仍然用馮·克勞塞維茨的話來說，就是「靈魂的醫者應該被置於相當高的位置」，高於任何戰略專家或者運動訓練專家之上。
在這一點上我與阿爾貝羅尼非常一致，他跟我談論過，根據他的理解，大約有兩種領會命令的方式。根據這位教授所言——他在《球隊》一書的前言中重申過這個觀點——存在兩種領袖，一種是那些認為應該自己獨自完成一切的領袖，他們不聽取或者心不在焉地聽他們的合作者和追隨者的建議和意見，不做討論，只是下命令，僅此而已。他們也許非常能幹，能夠激發熱情，甚至有時能夠獲得不小的成功，但是他們身邊最終只有平庸的人，只有那些只會說是的人。然而，另一種領袖，儘管他們享有極高的威望，但卻生活在他們的合作者中，聽取他們的意見和建議，與他們討論，並且不會一聲不吭或武斷專橫地就做出決定。
成為第二種領袖，或者說成為那些領袖，那些知道怎樣建立「一個團結的集體，一個由能夠自覺理解、服從並且在適當時候積極創新的個體組成的集體」的領袖——這是一種挑戰，同時也是一種志向和抱負。
同意，但如何才能做到呢？怎樣才能獲得「來自底層」的關注、尊重和信任，並且給這些心靈逐漸灌輸熱忱、激情和動力呢？
我沒有現成的良方，也並不是要護著一個特殊的秘密。至於個人魅力，這在「頭兒」身上是非常重要的，要麼有，要麼沒有：個人魅力是逃不掉的！按照曼佐尼 的觀點，這就和「勇氣」一樣，一個人是不能將其賦予自己的。因此唐·安保迪奧 必定沒有雄獅的心，他在一生中永遠也不會成為他身邊的人可以參照學習的榜樣，儘管他披著受人尊敬的外衣。然而，其他一些品格和舉止是可以培養的，它們可被用以偵聽「你的人」的靈魂，並且將它們統一協調於共同的頻率之上，即：在自己所做的決定中表現得可靠、真實並且堅定。
讓我來解釋得更清楚一些：「可靠」對我來說是指一件非常精確的事情。換言之，使自身的能力為團隊所用，總是準備好應付一切，無論怎樣都要承擔自己的責任，最後要能夠隨時聽取他人的意見並進行比較。在這種多面的透明中，才能建立起自己的可信度，不管是做人還是工作都是如此。
要做到這一點，並不是「從高位」分發智慧的明珠，而是需要知道怎樣成為球員們（如果是隊長，那麼就是怎樣成為隊友們）的一個具體的參照，有時甚至要成為行為舉止的榜樣。因此要成為可信任的人，就要有自行選擇的勇氣，並且承擔屬於我們的責任。所有的這些就是可靠性的含義，這是任何一個想成為，或者說已經成為一支隊伍之領袖的人所不能缺少的。
比如在「電話門」事件期間，我們決定不封閉自己，不向媒體保持沉默。尤其是在德國參加世界盃時，我們清楚地知道，除了關於我們小組比賽走勢的問題，還會被問及不少跟球場毫不相關的其他事情——有時甚至是一些挑釁。
從個人角度來說，我並沒有忽視這樣一種可能性，就是關於這些微妙話題的論戰可能會影響球隊的情緒。但最終，我決定不管怎樣還是要面對記者們，包括那些並不依照事實真相，反而沒有理由地大肆揚塵的記者們，這些人在義大利為數可不少呢。我選擇這樣的行為首先是因為，就我來說，我沒有什麼可畏懼的，也沒有什麼需要隱藏的，但尤其是因為，我想具體地向小夥子們證明，整支隊伍不應該害怕什麼。我們應該昂首前進，堅信我們自己的價值並且堅定我們的誠實。
當我從一次敗北中歸來，在新聞發布會上，我也不會逃避槍林彈雨一樣的種種問題，無論如何我都更願意解釋我的理由，闡明我的選擇的原因，包括那些錯誤的選擇。這並不是自負，而是清晰透明的另一個方面，依照這種透明性，除了無畏地承認犯下的錯誤，我認為還應該讓公眾了解到那些導致最終並不非常有效的選擇的考慮和原因。
我絕不想同義大利的體育媒體論戰，但這是一個事實，那些在國外踢過球的人應該會贊同我的觀點：義大利的記者們所給的壓力，在別處不僅沒有，而且也讓人無法理解。那些來到義大利的外國足球冠軍們都被那種狂熱和激動所震驚，這種狂熱和激動有時會讓人們在球賽中的困難時刻反對和辱罵某個球員或者某個教練，除非他在下半場開始不久能夠以閃電般的速度擺脫困境、恢複正常。
就是這樣，我選擇不自我否定，這不只是我的明確直接的風格和個性的結果，也應該吸引球員們並成為他們的榜樣，就像我對他們所說：「你們不要畏懼任何事情！」據我的經驗，我可以說，這種啟示通常都會達到目的。
我常常開玩笑說，義大利的記者們就像加足馬力向你全速衝過來的載重卡車一樣。我想看到我的小夥子們不吹牛皮，並且儘管坦率地承認他們的局限和錯誤，但在面對這些「載重卡車」的時候並不會表現出畏懼和猶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