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講台上的教練 球場邊一堂奇怪的課

多特蒙德,2006年7月4日,世界盃半決賽之日。還差幾個小時,我們就將走上球場,迎戰德國隊——國際足球界的經典對手。兩支偉大的球隊,各自肩負著輝煌的歷史,他們一直都在為奪冠而戰。

在此前一路走來的比賽里,僅僅樹立所謂的「光輝形象」是遠遠不夠的,哪怕是在那些友誼賽當中。這些比賽更是機遇,由此,球員們不僅意識到他們正在參加一項具有最高水準、異常重要的比賽,還能感受到自己作為國家形象之代表者的榮譽。毫無疑問,這種使命感從某方面來講確實能夠鼓舞人心。

代表著整個國家,象徵著她的榮耀(為什麼不呢?)及其傳統,這種想法當然是一劑推動自身進步的催化劑。但同時也不應低估心理因素的影響,比如畏懼失敗、擔心拿不到冠軍、害怕會搞砸等等。

這樣的失敗或許不只是意味著個人的失敗,面對著在台下觀望你的整個世界——足球專家及球迷們,搞砸了可絕對不是一件小事。而偶然的失敗,即使是遭受不公正待遇,或許也會使球員的挫敗感放大好幾倍:也就是那種希望落空,並且認為自己辜負了人民厚望的悲觀情緒。而且人們恰恰喜歡通過這類賽事,而偏偏不是其他的許多比賽,在一場又一場的比賽輪迴中,在這支球隊中,重新回味自己國家的榮耀與價值。人們常會評論那些運動員,尤其足球隊員,是一幫不怎麼愛國的小屁孩,或者會說,無論如何他們都意識不到身披藍色隊衫的分量和意義(可不只是體育意義)。「他們只想著錢、女人,還有瘋玩兒。連國歌都不唱!」

有多少次,我都聽到了這些被反覆掛在嘴邊的責備聲!出於友善,我當然不想一味強調這些孩子有多規矩,也幸虧沒這麼說!所有人都愛玩,不單單是那些小夥子們。當有人開始放鬆、懈怠時,應該以合適的方式來打斷他。

我也將談論這些方面。但是,說到此處,讓我真正難以忍受的是那些無憑無據、不著邊際的指責。我希望某些道德家,那些時刻準備著譴責一切社會階層(比如足球隊員這個階層)的人,可以嘗試著去看看我們的小夥子們是如何訓練的,去聽聽他們的夢想,去感受他們的熱情。

但願會出現這種情況,比方說,這些很容易出言不遜的誹謗者願意去感受一下球場邊、球員更衣室的氣氛,例如在一場重要比賽開賽前的幾個小時,正如2006年7月4日那次一樣。

只需看著他們的眼睛就夠了,你會從中讀出「威震天下」的渴望,同時又摻雜著對失敗的畏懼,就連我自己也在靈魂深處產生過這種複雜的情緒。一個人總是在別人的目光中尋找安全感,但與此同時,他也會這樣說:「有我在,你可以依靠我,依靠我全部的力量。」

言歸正傳。那天早晨,就像我們通常在這種情況下所做的那樣,我召集好全隊進行技術上稱之為「收尾訓練」的賽前訓練。我要做的是公布最終的球隊陣型,這個信息我從不會提前透露給記者,並同隊員們一起討論比賽的戰術安排,即各種方案、策略以及其他內容。

所有球員到場後,我宣讀了本次參賽隊員的名單,正如上文所說,我本應該安排正式參賽的球員前往訓練場,試試我認為能有效擊潰德國隊的戰術與動作。然而結果並不是這樣!我告訴小夥子們:「今天上午我們不做訓練!我會給你們上一堂課……」

他們的表情十分疑惑,這種反應再正常不過。這確實打破了常規,況且這項常規也由來已久。其實這是一種賽前放鬆的形式,就像學生在考試前一天,甚至有時是前幾分鐘所做的那樣。就連那些準備得最充分的學生,或者「書獃子」(如果你們願意這樣定義的話)都會放鬆一下自己。

他們會再次整理一遍思路與概念,重複一下課程內容,即使這種重複根本不會為他們的準備錦上添花。如果一個學生什麼準備都不做,自然最後時刻的放鬆也不一定能幫助他通過考試;同樣,那些準備得最充分的學生也不是靠考前再瞥幾眼複習資料來為自己加分的。

對於我們來說,訓練準備與戰術設置當然不可或缺:那段時間,我們每三天進行一場比賽,而且已經經歷了五場交鋒。但是,提到所謂的「收尾」訓練,除了起到提醒球員關注那些最重要、最基礎的要領,幫助他們活動筋骨的作用,有時還會帶來反作用,學生們對這種反作用再清楚不過了,他們知道的可不比運動員少。

就這樣,我打破了清晨集訓的常規,撇開方案、策略不談,而是選擇向他們講述死亡這一話題。那些困惑的表情瞬間轉化成了驚訝,還有些許嘲笑浮現在那些最「幽默」的隊員臉上。

如今,回想當年,我承認他們當時的反應再正常不過了。畢竟一位教練集合全隊來談論死亡確實不太「正常」,這點必須承認。儘管如此,我仍然保持了平靜。我確信自己即將展開的「這堂課」將會比任何「放鬆」都管用得多。

「夥計們,我沒在發瘋!我想跟你們分享我的體會,如果有人笑我就不講了……」當時我想讓他們明白,如果他們不當回事的話我就會生氣,對他們來說,這可不是一件好事。我承認有時在工作中我會冒些粗話,但這與掉價或者沒教養地謾罵毫無關係。正是這些我承認並不太詩意的「語言通行證」,在一定環境下能夠對球員發揮少有的效應,或者至少他們不會介意。

疑惑逐漸變成了好奇,我得以將自己的思考繼續大聲地講下去,內容大致如下……

在一個家庭中,親人的逝世是一場慘痛無比的悲劇。經歷過的人都了解那種被強烈痛苦擊垮的感覺,任何人、任何事都不能填補空蕩蕩的內心。

人們失去了一個重要的榜樣、一份不可放棄的情感,對周圍的一切都興趣索然,甚至無心去做我們習以為常的最根深蒂固的愛好與消遣。也沒心思設想未來。這是一場真正的災難,我們難以走出它的陰影。但是當噩耗降臨到一個團結的家庭時,事情會變得有點不同。

痛苦總歸是令人悲傷的,這無法改變。但是在家庭內部,一張我們可以稱之為「互助」的關係網正得以強化,如此便能以我們更易承受的方式來管理悲痛。或許人們無法為自己尋找力量,來應對悲傷、變得堅強,但他會為他人帶來力量。

這聽上去令人難以置信,但事實確實如此。對家庭其他成員的責任與愛使人迸發出毋庸置疑的能量。

這是一個團隊在面臨威脅和危險時所產生的力量。不僅如此,這種照顧他人的衝動甚至超越了生存的本能。這種動力只有在團結一心、凝聚力強的團隊中才能釋放出來。

與之不同的是自我主義、利己主義的勝利……竭盡全力拯救自己是人類的本能,動物亦是如此。你屈從於它,就意味著確實再沒什麼可做的了,除非再無其他資源和權宜之計。但是,正如剛剛所提的,感受到自己是一個團隊(對我而言,就是一個家庭)的一部分會發展成一種替隊友著想、對別人負責的責任與意識,因此也會將這種令人難以置信的力量傳播至整個團隊。

小夥子們頗有興趣地聽著,但或許不是所有人都能準確理解我真正想要表達的意思。因此,緩緩地,我回憶起了往事。更確切地說,我開始向球隊講述我這些看似奇怪,至少初看上去在臨近生死戰的節骨眼上對抗擊德國隊並無明顯效用的理論從何而來。

這就要追溯到我同阿爾貝羅尼教授的那場夏季聊天。對我來說,正如引言中所說,這些聊天內容激發了我的思考,既有關於「大體系」(即人與社會的基本價值:朋友關係、情感關係等)的思考,也有關於我的實際工作的思考:作為一個團隊的負責人,我感覺自己是一個健全的整體的一部分,很明顯,這個整體包括所有人。當我說到「所有人」時,並不單指所有球員,而指的確確實實是所有成員!包括後勤人員、廚師、醫生、替補隊員、領隊以及教練組其他成員,他們都是最邊緣化的人物。

再一次,誠懇地說,我必須承認,不是所有球員都清楚弗朗切斯科·阿爾貝羅尼是何許人也,但這並不使人尷尬。我向他們簡短介紹了此人,講了講我們在福爾泰德伊馬爾米鎮的會面,然後就回到了7月的那個清晨我在多特蒙德啟動的那個話題上來。

如前所述,對我來說,那次聊天代表著一股自動促使自己深入思考的推動力。同樣,把小夥子們集合起來,給他們講述死亡,從某種角度來看也可以被視為是一種同教授交換觀點後思想升華的表現。

死亡,或者更好地稱之為一個家庭新陳代謝時所必須面對的悲劇,恰恰是我們在日常生活中經常接觸到的一個概念的升級版,即困難或者障礙。

為了切中要害,我希望球隊明白的是,即使每一重障礙或問題都預示著一個困難,我們也能根據相應的情況改變應對它的可能性,去克服它或解決它。一個團隊(我談論的總是團隊)會使個體的力量得以強化,也有能力去管理危機、抵抗威脅。在我們這個特殊的領域裡(悲劇程度當然比「親人逝世」這個例子小),什麼是千方百計阻止我們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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