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朋友，其中很多是醫生，都急著搜尋網路和醫學文獻，希望找出解藥。我們得知一種全新化療藥物叫CPT-11。當臨床實驗顯示它對抗大腸癌轉移有效，食品藥物管理局（FDA）便快速審核通過。
為了試用，我們跋涉二百五十英里，遠赴聖安東尼奧的癌症治療與研究中心。我改裝我的Suburban，讓黛博拉在五百英里來回的旅程中能躺在柔軟的床墊上，她的腳對著後擋板，頭枕在鋪了枕頭的置物盒上，我可以邊開車邊摸她的頭髮。我在君悅山莊度假村訂了房間，希望一間能一覽聖安東尼奧鄉村景觀的豪華套房，可以讓我們暫時忽略眼前的情況。但事實上並沒有，中庭里墨西哥樂團鼻音很重的活潑歌曲，也不適合當做對抗死亡的背景音樂。
但黛博拉是在聖安東尼奧出生的。我們抵達的第二天，她第一次治療之前，我開出醫院停車場的時候她開始回憶起來，她的頭枕在我旁邊的置物盒上。「黛芙妮和我，是尼克斯醫院第一對由RH陰性血型母親生出來的RH陽性雙胞胎，我們都必須輸血。」她對著天花板說，「在當時很危險，現在我又回來進行一次危險的治療。」
她的眼眶噙淚：「我不想死在這裡。」
「你不會死在這裡。」我說，撫摸她的頭髮。然而事實上，死亡幽靈已經從邊緣開始啃食我的希望。
隔天我們在美妙路上，找到了我們曾經在1970年住過三個禮拜的二樓公寓，那裡頭都是老鼠。當時我接了一份工作，是證券電話營銷，可抽固定傭金。年薪十萬元的機會誘惑了我，在公司倒閉前，我的確領到一張支票——13美元87美分。黛博拉和我吃了三個禮拜13美分的豆子卷餅，直到錢用光，我們急忙逃回沃思堡。三十年後我們回到這裡，希望在聖安東尼奧的第二次賭博會比第一次好運。
但沒有。對黛博拉而言，CPT-11是一場災難。她有太多化學治療的經驗，這種藥物一侵入她的血管，她立刻盯著我的眼睛，「請叫他們停！」她哭著說。護士急忙降低流量，但劇痛仍然讓她五內俱焚。
雖然如此，治療還是持續了幾個禮拜。CPT-11化療摧殘了黛博拉，讓她變得像一隻枯瘦、眼窩凹陷的流浪動物。這期間我經常看見丹佛，坐在我家外面祈禱。
2000年7月14日，我們慶祝她五十五歲生日。月底，卡森從紐約飛回來，和我們一起開車到彎曲小河牧場看芮根，黛博拉躺在已經改裝成床的后座。然而旅途不得不中斷，因為高海拔造成黛博拉呼吸困難。化療嚴重降低了她的紅細胞數，她的心臟必須額外工作才能把含氧血打出來。我們帶著她驚險地衝下山趕到醫院，一路上躲避鹿和兔子。後來我們還是去了彎曲小河，但黛博拉必須隨身帶氧氣筒。
回到得州以後，某天她說了句讓我措手不及的話。「我已經打電話給牧師，」她說，「請他過來討論我的告別式。」
勞動節前的禮拜六，芮根明白她回家的時候到了。她打電話給卡森，卡森坐上最近一班從紐約到科羅拉多州的飛機，幫她打包，開車回沃思堡。
我也感覺到所剩時間不多，就像接近中午的影子。黛博拉的第一個手術醫生，森特醫生在十月八日證實我的疑慮。黛博拉的狀況惡化到危急，我趕緊送她去醫院。她一直求我不要送她去醫院，她怕她再也出不來。
「我不想死在裡面，」她說，眼淚湧出來。然後她哭了起來，「我不想死。」
在急診室短暫急救後，醫院人員讓黛博拉住進私人病房。我在走廊上踱步，試著讓自己鎮定，然後碰到森特醫生。他問我可否到辦公室和他私下談談，不是以醫生的身份，而是朋友身份。
「黛博拉病得很重，」他開始說，「上一個像她這種情況的病人，只活了三到四天。」
我不驚訝。黛博拉醒著的時間，都在翻來覆去的痛苦中度過，但我不願意相信他。死亡如此接近。
「你該開始打電話給她想見的親朋好友，免得太遲……」他猶豫了一下，然後重新整理他的話，「羅，時間沒辦法倒流，我很抱歉。」
他送我到門外，給我一個擁抱。然後我茫然走出他的辦公室，走在抗菌走廊，一邊摸索我的手機。要打給誰？……卡森，對，當然要打給卡森……還有芮根……還有黛芙妮。我過馬路走到停車場，我沒看見是否有車子經過，我上了我的車，關上車門，把頭靠在方向盤上，開始哭。有一度，我發現自己在大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