黛博拉住院一個禮拜。七天過後，我們租的房子賣了，但楚尼提河旁邊的新家還要好幾個月後才準備好。一個月以前，黛博拉會為這種事大發脾氣，但現在的她早已超越擔心這種俗事的階段。如果她不能擊敗癌症，那麼在地球上她也就不需要房子了。
但目前我們還是需要一個，因此達文波特接我們去他們的家。接下來的兩個月，我們九個人住在一起——四個大人和達文波特的四個小孩，還有黛博拉的妹妹黛芙妮。這段期間，黛芙妮幾乎形影不離地陪伴著黛博拉。瑪麗·艾倫和亞倫跟我們是十九年的好友，住在一起之後更加親近——近到連內衣褲也可以一起洗。
同時，他們家開始變得像是「送餐服務」的世界總部。教會朋友每天都送來自己做的菜，有時候多達十七人份，因為時不時卡森、芮根以及孩子們各自的男女朋友也會在。還有很多想送餐的人沒得送，名單排得太長了。
從德爾登醫生在黛博拉的腹腔發現腫瘤到現在，還不到一個月，但疼痛已經是令人畏懼的敵人。痛像野火，燒遍她的腹部，逼得她晚上起床踱步、坐直身子、泡熱水澡……任何能幫助她轉移注意力的事。對我們而言似乎很不真實：怎麼可能在這麼短的時間內，疼痛從不存在到現在變成熊熊燃燒的烈火？
我們問亞倫，他治療過癌症病人。他把癌症比喻成大黃蜂：「你可以站在蜂巢旁邊，甚至全身都是大黃蜂，也不會被叮；但一旦你拿根棍子去攪動蜂巢，大黃蜂就會發起狂來殺掉你。」
手術似乎把黛博拉腹腔里的腫瘤攪動得暴怒。同時，她的訪客很多，她不願意在麻醉藥影響下說話、含糊地見大家。因此，我們對抗疼痛這個敵人時，睡眠變成了遙不可及的夢。
第一次手術過後的四個禮拜，我們開車到貝勒大學醫學中心，會見羅伯·戈斯丁醫生，世界知名的肝臟專家。做完核磁共振，我們和醫生在他的辦公室見面，裡頭很奇怪地不見學位文憑等證書，反而到處是灰發馬尾的醫生和他美麗妻子騎哈雷機車的照片。
他面對著我們，坐在辦公桌後面。戈斯丁醫生語不帶贅言。「很抱歉，核磁共振檢查的結果不好。」
黛博拉和我坐在一對椅子上。「什麼意思？」她問。
他直說：「大部分的人在這種情況下活不過一年。」
就在黛博拉的腦子聽清楚醫生最後幾個詞的那一毫秒，她昏倒了。她真的從椅子上跌到地上。戈斯丁醫生衝到走廊，像意外現場的旁觀者那樣揮手求救。我跪在地上把她軟綿綿的身體抱起來，讓她的頭枕在我膝上。一個護士走進來，醫生跟在後頭，用濕冷毛巾蓋住黛博拉的臉和手臂。
過了一會，她醒來，蒼白髮抖，我扶她坐回椅子上。然後我一手環繞她的肩膀，另一手握住她的手。我看了戈斯丁醫生一下，知道他是大腸癌最新資訊的權威。一定還有辦法。
「你的建議是什麼？」我問他。
「沒有。」他說。
然後他看看黛博拉。「癌細胞擴散得很嚴重。如果你是我妻子，我會讓你回家，要你儘可能享受跟家人共度的時光，然後期望幾個月之內會出現解藥。」
黛博拉深深看著戈斯丁醫生的眼睛。「你相信上帝嗎？」
「我相信醫學。」他說。
於是他列出選項，然後像飛靶射擊一樣否決：化療沒有用；肝臟切除左右葉，上面都有太多腫瘤；燒灼術，把肝臟上面的癌細胞燒掉，腫瘤太大。
他的字句像鐵鎚，擊碎我們的希望。我感覺我的心臟沉重地跳，然後破碎。我和黛博拉緊緊握著手，站著。
「謝謝你的意見，戈斯丁醫生。」我說話的嘴唇感覺像蠟。我們走出他的辦公室到外面車上，坐進去，茫然失措而無言，最後，黛博拉打破沉默說了一句話。
「讓我們讚美上帝。」她說。
「為了什麼？」我心想，但沒說出口。
「我們先忘掉他說的只能再活一年，我們就只信任上帝。」她告訴我，「戈斯丁醫生只是個醫生，但上帝知道我們的壽命。我決心每一天都盡心儘力。」
雖然與戈斯丁醫生的會面粉碎了我們的希望，但黛博拉和我不會不反抗就放棄。搬去與達文波特夫婦同住沒多久，她就開始折騰人的化療療程，地點是沃思堡一處看來慘然的腫瘤診所。灰色的化療室燈光昏暗，亞麻油布地板上放了二十張藍色躺椅，一排十張，通常坐滿抗癌鬥士，個個蒼白枯瘦。
黛博拉像軍人那樣躺著，一次三到四小時不等，讓毒藥慢慢滴進她的血管。她說化學物質感覺起來像重金屬流進她的身體，她可以嘗到鐵和銅的味道。沒有屏障或分隔板讓人把受苦局限在私人空間里。於是，我坐在她旁邊，輕聲和她說話，摸她的頭髮，我們身邊的人嘔吐在預先準備好的盆子里。有時候瑪麗·艾倫或別的朋友會來陪她，讀書給她聽。
通常我們離開診所還沒多久，黛博拉就感到一股噁心或想要腹瀉。我把車停在一旁，幫助她度過。對一個連早上起床時頭髮也不蓬亂的女人而言，除了疼痛，無法控制自己的身體也是個難以接受的恥辱。
藥物很快擊倒她，讓她的體重掉到一百磅。然而她決心消滅敵人，堅持嘗試不同的化學療法，有時甚至在同一個禮拜，希望用等同於汽油彈的藥物來把敵人燒死。在家裡，只要她起得了床，她就穿上她的跑鞋，和我一起出去走路。我和孩子沒辦法勸她停下來，即便她已經「用完了強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