黛博拉的醫生安排三天後再開一次刀。我們一家人一起到洛磯頂休養、祈禱和思考。或許「休養」不是正確字眼，因為這個牧場變成了我們的戰場。
我們可能要花一年時間在這場戰役上，我跟黛博拉這麼說，然後慶祝勝利，也許還像士兵凱旋那樣舉辦遊行，或是像阿波羅13號的太空人，他們的太空任務眼看就要失敗，但最後仍然安全地返回地球。我們知道，從這裡到那裡的路上，痛苦、眼淚和恐懼像刺客一樣等候著。但痛苦讓生命更豐富完整。我也記得丹佛的艾莎阿姨告訴他的話：「良藥苦口。」
我有信心，正確的醫藥就在可及之處，而我的任務就是找出它。從那天起，在我合伙人的支持下，我已在我達拉斯的藝廊掛上「歇業」招牌。幾天之內，我們僱用的工作人員就要進沃思堡移走考爾德雕塑，我的職業生涯中獲利最豐的一筆交易。但我的合伙人同意接手最後的流程，我請他們不必告訴我細節，現在已經不重要了。我再次成為軍人，這次是對抗癌症的戰爭。
我們的朋友洛依·金和潘·艾文斯來到我們的洛磯頂。金是投資人、馬術師，出身達拉斯一個顯赫家族，他的牧場就蓋在我們家再往上的一塊峭壁上，與我們俯瞰同樣的布瑞索斯河灣以及背後的綠色山谷。過去八年來，我們幾乎每個周末都在牧場共聚。
那個禮拜他們原本沒打算過來，但卻開了一百英里的車，就為了給黛博拉一些愛，並鼓勵她勇敢對抗。另一個朋友覺得洛依·金有點像約翰·韋恩 ：令人安心的大塊頭，說話慢條斯理，用詞不多，但總是金句。潘是抗癌成功的鬥士，她用許多話來慰療人心，就像在傷口上敷藥膏。
在洛磯頂的那幾天，我們的樂觀和祈求痊癒的祈禱都是真實的。然而黛博拉和我不必開口，也知道她痊癒的可能性已經不高。幾年前，我們朋友約翰·特魯森死於肝癌轉移的大腸癌。經過多次折磨人的化療療程後，他走了，枯萎成一個影子，備受痛苦折磨。
那些回憶還歷歷在目。「朗，如果癌細胞從大腸擴散到其他部位，然後那些斑點不是胎記，我不想對抗。」我們在洛磯頂的第二天她告訴我。
「我們現在還不必作決定。」
但事實上決定早就作好了。在我眼前的這個女人，能嚇到她的只有響尾蛇和黃蜂。她曾直面一段已死的婚姻和另一個女人，奮力留住她的男人。她馴服了丹佛·摩爾——來自得州最險惡的貧民窟之窮凶極惡的垃圾狗。
她會對抗，只是她還不知道。
然而，我所知道充滿勇氣的她，還是顯露出一絲恐懼。在那一刻，我是如此愛她，愛到入骨。我感覺到體內有一股沒有人看得見的熱情，只有我自己才曉得那力量多強多可怕。我記得在我們將近三十年的婚姻里，我對她的愛曾經少於這一刻，內疚像釘子一樣穿透我的心。她一直都無條件地給予，但我常常不願意如此回報。我對她不夠好，我心想。三十年的後悔幾乎讓我滅了頂。
我決定要用她從未體驗過的強度去愛她。
手術那天，我們開車到全聖人醫院，不知道未來如何，但滿懷信心。由保羅·森特領軍的外科醫療小組計畫移除她大部分的大腸，以及發現癌細胞並可以安全移除的部分。手術進行的五小時內，有大約五十個朋友聚集在等候室。
我的妻子被護士推走的五小時之後，森特醫生出來了，臉上沒有笑容且帶著戰鬥後的疲憊，他要求借一步和我及孩子們說話。
「我坦白跟你們說，」我們進了一間小辦公室之後他說，「情況不妙。」
癌細胞已經蔓延出大腸，侵犯她整個腹腔，像一塊布幕裹住她的肝臟。
「她還需要更多手術。」他說。
我沒問診斷，沒問存活時間，只有上帝才知道我們還剩多少日子。然而上帝好像在忙別的事，沒能在大腸鏡檢之後帶來正面消息。在洛磯頂上的祈禱，沒有擊退醫生在我妻子體內發現的致命入侵者。我深受打擊，恐懼讓我快看不見前方，我緊抓住這幾句話：
「如今你們求，就必得著……」
「不住地祈禱……」
「無論向父求什麼，他必賜給你們……」
我沮喪極了，又喊出另一段文字：「上主賞賜的，上主又收回。」
手術之後，我震驚了，呆坐在黛博拉的病床旁。管子從她的臉和手臂穿出來，探測她的睡眠，延伸到一些盒子里，上面閃著我無法了解且令人發狂的醫學代碼。我感覺自己身體被碾碎，彷彿我剛在某種意外中受傷。我麻痹不語，等著她醒來。我的眼神沒有移開過她的眼睛，不知道她是什麼感覺。不知道她或我能不能活下去。
黛博拉得癌症，就跟她開車持槍掃射一樣沒道理。她是我認識的人中最注重健康的，她不吃垃圾食物也不抽煙，她維持體態而且吃維生素，她的家族中從來沒有人罹患癌症。基本上是零風險。
丹佛三個禮拜前說的話縈繞在我心頭：當你對上帝而言很珍貴，在此同時也變得對撒旦很重要。朗先生，你要小心。不好的事就要發生在黛比小姐身上。
午夜之前她動了一下。我站起來靠近她的病床，把臉緊貼著她的臉。她張開眼睛，麻醉藥讓她昏昏欲睡。「肝也有嗎？」
「是的。」我說完低頭看著她，再努力也無法趕走我臉上的悲傷，「但是還有希望。」
她又閉上眼。我害怕了好幾個小時的時刻很快過去，沒有掉一滴淚。我並不驚訝自己哭不出來——因為我從來沒有學會要怎麼哭。但生命給我一個理由去學習，我渴望淚流成河，像洪水一樣，或許我破碎的心可以教我的眼該怎麼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