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中某些日子會讓人銘記。
1963年12月22日：約翰·肯尼迪遭到暗殺。這很容易記得，因為我就在他附近。
1969年7月20日：阿姆斯特朗踏出個人的一小步，卻是人類的一大步。那時我和黛博拉剛訂婚，正在我得州基督教大學公寓的客廳沙發上親熱。
1999年4月1日：那天的事件我記得比「頭條」清楚，因為這個愚人節變成一個支點，從那天起，我們的生活走上一條沒有人會預料到的路。
那天早上我們照例在廚房喝咖啡，我讀《星電報》。「阿爾巴尼亞難民湧入科索沃……前貓女厄莎·姬特七十二歲仍然在酒吧演唱……得州州長布希可能參選總統，在一個月內募得超過六百萬美元。」
喝過咖啡，黛博拉去上運動課，然後做每年的健康檢查。黛博拉像個軍人一樣堅持每年檢查。她去挂號，從醫生那邊得到「你比年紀小你一半的女人還健康」的報告。然後邊出門邊做明年的計畫，婚禮、派對和旅行計畫都圍繞著這次健康檢查來安排。
我去達拉斯的辦公室，期待和女兒芮根的午餐之約，她目前在我的藝廊工作。在得州大學拿到藝術史學位，並取得紐約市佳士得藝術課程的結業證書，這好像再自然不過了。但她很不喜歡。
就連在高中，芮根在貧困的人身邊也比在享有特權的人身邊自在。她常做一大堆三明治，我們之後才很難為情地發現，她是自己一個人拿到達拉斯市中心送給住在橋下的流浪漢。
上佳士得課程那段期間，她發現她並不喜歡藝術品生意——被慣壞的客戶、只關心自己利益的經銷商、做作的商業午餐。但或許這只是因為這裡是紐約市的關係，她心想。於是她保持沉默，回到家，在我們達拉斯的藝廊熬了一陣。卡森這時是得州基督教大學大四生，黛博拉很高興孩子們都回巢了。
但芮根的不滿一天比一天強烈。於是那天我們去山口壽司吃午餐，坐在角落的位置，面前擺著生鮪魚加墨西哥辣椒，嚴肅討論如何為她的生活另找一個方向。我們討論選項，繼續深造和牧師都在其中，然後我的手機響了，是黛博拉。
「克雷格摸到我腹部有東西，」她說，聲音細而緊張。克雷格·德爾登和我們有私交，他想在他的辦公室里先做超聲波，然後再送她去醫院做X光片檢查。「你可以回沃思堡到全聖人醫院和我碰面嗎？」
「當然好，」我說，「我半小時就到。別擔心，好嗎？你是我認識的人里最健康的。」
我也不願和芮根的午餐就此結束，但我們同意隔天再約，我跟她說，我和克雷格談過以後就立刻打電話給她。我抵達「全聖人」的時候，在放射科等候室找到黛博拉，瑪麗·艾倫已經到了，亞倫也在，他在「全聖人」當醫生，也是高級顧問。
我緊緊地擁抱著她，她的肩膀有點緊繃，慢慢放鬆下來。我看著她的眼睛：「你還好嗎？」
她點點頭，擠出虛弱的微笑。
黛博拉照了X光片，也做了電腦斷層掃描。片子出來以後，我們坐在檢驗室，燈光調暗，X光片燈箱發著光，一個叫約翰·伯克的醫生拿起第一張片子放到燈箱上。一開始，那些亂七八糟的影像，灰色白色一片，我一點也看不懂。
「這是黛博拉的肝，」伯克醫生解釋，在片子上的某個地方畫了一個看不見的圓圈。
然後我看到——陰影，她的肝完全被陰影覆蓋。
我們瞪著片子，又有幾個醫生走進房間，他們的白袍和嚴肅表情在昏暗光線下有點呈藍色。有幾個人試著用鼓舞的語氣對我說話。
「這些點是有些麻煩，但現在還不必擔心。」其中一個說。
「可能只是胎記，」另外一個說，「我以前也見過這種情況。」但沒有人看我們的眼睛。「癌症」兩個字像毒氣一樣飄過我的心頭，但我不敢說出口。
「我們安排了明天早上做大腸鏡檢查。」克雷格說到時候再下判斷。
那天晚上我們上床以後，黛博拉給我講約書亞和迦勒的故事：「他們是摩西派去應許之地偵察的十二人的其中兩人，為以色列的子民帶著消息回來。」
我們面對面躺著，頭枕在白色的枕頭上。「探子回來以後，他們帶來好消息和壞消息，」黛博拉說，她的聲音輕柔，「好消息是，那片土地真的流著牛奶與蜂蜜。壞消息是，那片土地上住著巨人。以色列人流下恐懼的眼淚，除了約書亞和迦勒。他們說：『如果主對我們滿意，他會給我們土地。不要害怕。』」
黛博拉沉默了幾分鐘，然後看著我的眼睛。「朗，我怕。」
我把她拉到懷裡抱著。我們一起為大腸鏡檢查祈禱，希望主對我們滿意，醫生會帶來好消息。
第二天早上我們開進全聖人醫院停車場，星星像冰塊一樣掛在黑色天空中。黛博拉診斷還沒出來的消息已經在朋友之間傳遍，我們既驚訝又感動地發現，大約有二十個人聚集在日間手術等候室外面祈禱著。
醫生把黛博拉推走，她蒼白的臉做出勇敢的樣子，我們祈禱報告的結果是好的。我站在內視鏡檢查室門外離黛博拉最近的允許範圍內——在冰冷的瓷磚地上踱步。我在祈禱與慌張之間擺盪，萬古過去，一個紀元過去，沙漏里的沙一次只掉下一粒。
最後，我從方格鐵網安全玻璃里看見護士把黛博拉推進恢複室，我趕去陪她。她抬起沉重的眼皮看我，下唇稍微突出，只有在她真正悲痛的時候她才這樣。她用嘴形說了癌症兩個字，嘴唇試著做出半個微笑來緩衝這個打擊。
然後小小的淚珠在她眼角聚集，沿著她蒼白的臉頰流下來。我想到她昨晚說的話：應許之地的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