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見貝蒂後，黛博拉感覺到她會是引領自己進入新的心靈層次的人，跟在機構的環境里比起來，新的層次可以提供更無懼無私的服務。她想要把這經驗和她最好的朋友瑪麗·艾倫·達文波特分享，黛博拉稱瑪麗為「祈禱戰士」，也就是說，她願意停下來為任何人、任何事祈禱，只要對方讓她這麼做。
「Plucky」這個詞聽起來很呆，但韋伯斯特字典把它定義為「勇敢」及「大膽」，詞條解釋里應該要放上一張瑪麗·艾倫的照片才對。瑪麗是執照護士，她和她的醫生丈夫亞倫和我們在1980年成為朋友，那年7月4日，我們舉辦泳池派對，地點就在前兩年搬到沃思堡時所買的殖民風格的家中。我們邀請了霍金夫婦，他們問可否帶達文波特夫婦一起來。
亞倫和瑪麗·艾倫才剛從加爾維斯敦搬回沃思堡，亞倫在那邊完成住院醫師實習。我們不認識他們，但黛博拉聽說過他們。她聽說瑪麗·艾倫懷三胞胎時很辛苦，她一直念她的名字幫她祈禱。
然而派對那天，當達文波特夫婦開到我家，瑪麗·艾倫看見我們的大門廊、白色高柱，可容三輛車的車庫看起來比他們整個家還大，她就開始發脾氣。
「我不要進去！」她告訴亞倫。
「為什麼不要？」他問。
「為什麼不？天啊，你看看他們家！他們是百萬富翁——我們跟他們會有什麼共通點？」
於是達文波特夫婦坐在車子里，把冷氣開到最強，爭論是否該留下來。沒多久，十五個月大的三胞胎和三歲的傑·馬克開始哭鬧。穿好了泳裝和游泳圈的他們已經等不及了，不喜歡前座正在討論的內容。最後，瑪麗·艾倫輸了，我記得他們第一次走進我們家後院，亞倫緊張地微笑，而瑪麗·艾倫臉上的笑假得像仿的林布蘭特畫。
但黛博拉挽救了整個下午。「真高興終於見到你！」她說，用溫暖的笑容迎接瑪麗·艾倫，「我已經為你和你的家人祈禱了好幾個月。」然後，「百萬富翁」的妻子黛博拉主動提議當三胞胎的保姆，讓達文波特夫婦能在新家安頓。就這樣，瑪麗·艾倫放下她的武器。她很有風度地接受提議，兩家人就此建立數十年的友誼。
黛博拉從瑪麗·艾倫身上學到勇敢。她從來不曾勇敢，只是堅持；瑪麗·艾倫勇敢又堅持。黛博拉邀請瑪麗·艾倫到機構去當義工，丹佛的痛苦便「加倍」。他後來跟我說，因為現在不止一個，而是兩個白人女士一起煩他。
在貝蒂的鼓勵下，黛博拉和瑪麗·艾倫開始每周一次在機構的婦幼禮拜堂教大家唱歌。然而最吸引黛博拉的是貝蒂在「空地」的服務。
「空地」本身是個綠意盎然的小庇護所，滿布著紫薇、粗木長椅，以及用鐵路瓷磚做的十字架，有人在上面用鐵絲網做刺的點綴。然而，「空地」附近的區域就是城市頹敗的原型：生鏽的鐵鏈、木板圍起來充公的房屋，隔壁的空地長滿亂七八糟的強生草，掩蓋了勉強還有生命力的身體。想吃貝蒂帶來的免費午餐的客人，從「空地」旁邊的露意絲酒吧跌跌撞撞走出來，他們在這昏暗的小店用乞討來的錢買便宜的酒，好忘掉清醒的生活。我沒有批判：在美國就是這樣，酒精藥物要付錢，但食物是免費的，只要他們願意打個瞌睡聽福音佈道。
這樣的人很多。他們每個禮拜拖著腳步到「空地」，有些人坐在生鏽的輪椅上，讓勉強能站的人推來，醉漢讓比自己稍微清醒的人扛進來。在那裡工作一個下午之後，黛博拉常哭著回家，為她碰到的酒鬼和毒蟲傷心，他們為非常低下的生活付出非常高昂的代價。
我們和丹佛成為朋友之前，有時候會看見他站在對面，杵著不動和電線杆融為一體。我問過貝蒂他的事：「他有哪方面的問題？」
「丹佛？」她照舊輕聲細語地回答，微笑著，「他幫我很多忙。幫我維修卡車，而且很會唱歌！」
偶爾，她會哄他來「空地」唱歌，或者禮拜四去參加她教唱歌的禮拜儀式。「丹佛這個人就是，你要找他的時候再叫他，因為他隨時可以消失不見。」
雖然我們成為朋友，丹佛還是沒完全放棄他的消失演出。他愧疚面對街上那些人，那些以前他曾威脅要殺掉的人。他們懼怕從前的丹佛，但全新的丹佛連他本人都害怕。所以當有人要求他做一些事，比如貝蒂請他唱歌，他就消失。他覺得沒有這些的改變，一樣能過得很好。
同時，黛博拉更勤奮地服務，她像朵花一樣盛開了。我們結婚的二十幾年裡，我從沒見過她這麼快樂。我還能證明，這是我們夫婦相愛最深的一段時期。在諮詢時積澱下來的平和，以及早幾年在洛磯頂的生活，現在變成令人歡欣的滿足。
如果我早點認清那句老話——「媽媽不高興，全家都不高興」——或許我們能早一點走到這一步，不管怎樣我們終究還是走到了。黛博拉處於我倆感情關係的高峰，也給「空地」帶來令人耳目一新又富有感染力的喜悅。在巨大老榆樹下的長椅上，她總是在一片琥珀色的碎啤酒瓶和針筒里找到隱藏的珍珠。
其中一顆珍珠，就是一個灰發流浪漢臉上的笑容。他住在高架鐵路下形狀如棺材一樣的紙箱里，他吃垃圾桶里的東西，這個令人不舒服的事實只要有鼻子的人都可以知道。他的鬍子被嘔吐物和最近幾餐的剩菜纏結，他身上酒味之重，彷彿如果有人靠近他劃一根火柴，他就會爆炸。
這個人的生命彷彿可以丟棄，然而他卻有理由微笑。黛博拉受他吸引，給他一份家常食物和祈禱。然後她不解地問他：「你為什麼這麼快樂？」
「我醒來了！」他回答，憔悴的臉上眼神閃爍，「這就足夠讓人快樂了！」
黛博拉沖回來告訴我那個人說的話，彷彿她剛拿到一個寶藏，必須立刻存進我的記憶庫。從那天起，這幾個字——「我們醒來了！」——就是我們開口的第一句話，這句微不足道的話，提醒我們一件之前沒有被視為理所當然的事——一個流浪漢卻有足夠的智慧看出事物最根本的本質。
我們每天都用這句話互道早安，卻沒想到這樣珍貴的早晨很快就變得屈指可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