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莎麗住的那塊土地，由三四個農莊連接在一起，像拼布毯上一塊塊的圖案。也就是說，僱用黑人幹活的有三到四個主子，各管各的棉花田。但對我們而言，他們都是主子。在我十八九歲的時候，其中一個在赫莎麗住的那條路附近，分給了一個屬於我自己的地方。這感覺很好——像個成人那樣，雖然我的房子只不過是兩個房間的簡陋木屋。其實那時候我什麼都不懂，我以為我晉陞了。我的房子就蓋在一棵梧桐樹旁，所以夏天有樹蔭。我有一張床、一張桌子、兩把椅子，還有個屬於我的鍋爐，我也有自己的屋外廁所。我真的以為自己過得闊綽。
以前紅河郡的人覺得再沒有比佃農更低下的人了。其實有，就是我。我和其他人一起掉進縫隙里，只是我當時不知道。你瞧，除了佃農，還有佃農的小孩。他們大部分也是佃農，但有的人，尤其是那些沒學過算術不識字的，就待在土地上工作，得到的只有住所和填飽肚子的食物，就像奴隸一樣。而且大家都有共識——我們都還欠主子錢。我知道他的商店裡有一本賬簿，記著所有我賒賬拿出門的東西。我根本沒辦法還清，因為主子已經不再稱棉花重量。我知道我欠他的，他也知道我欠他的，事情就是這樣。
最可惡的是：在林肯解放黑奴前，白人希望他們的農場可以自給自足，於是訓練奴隸以確保他們能勝任各種工作。所以才會有黑人鐵匠、木匠、鞋匠和理髮師，以及會編織、縫紉、蓋棚車和畫招牌的黑人。等我出生以後，情況就不一樣了。上述的工作在南方都讓白人搶了去，有色人種能做的只剩下農活兒。
但過了一陣子，連農活兒都變少了。在我三四歲時，白人農場主開始買牽引機，也就是說，他們不再需要那麼多黑人工人來幫助收穫，於是就開始逼迫黑人離開他們的土地。這其中很多都是家中有幼兒的家庭。父母親除了幫別人收穫，什麼都不會，他們被迫離開，有時是被槍指著。沒有錢，沒有地方住，沒有工作，也沒辦法找工作。
我之前說過，那邊大概有二十個黑人家庭，共一百個人左右，各自在主子的農莊里負責一小塊地。但主子用幾年的時間慢慢把他們逼走，到最後只剩下三四個家庭。
我知道的只有自己的生活：將近三十年來，我在路易斯安那州的烈陽下揮汗工作、趕蛇，在田裡忙到收穫，然後一個圓莢一個圓莢撿棉花，撿到我的手破皮；種自己要吃的食物，整個冬天劈柴以免被凍死，春天到了再從頭開始。如果勞動是為了自己的土地，那這種生活還不壞，但不是。我想，如果工作有錢可賺，就算土地是別人的，這種生活也還算不賴，但我沒工資可拿。現在的人很難想像貧窮到那種程度是什麼概念。我和農莊里其他人窮到只剩掛在身上的那個錫罐，那是我們喝水的容器。我們連身上的衣服都不是自己的，因為衣服是從主子的店裡賒來的。據他說，我們還沒付錢。
詹姆斯叔叔過世、艾莎阿姨走了之後，我僅剩下的親人就是姐姐赫莎麗，她跟她主子沒簽過佃農合約，我跟我主子也沒有。他把我安置在那間小屋，一年給我一頭豬——已經不是兩頭，我替他耕種三百畝地。棉花從來沒稱過。我從來沒拿過薪資。偶爾，主子會塞給我幾塊錢，那麼多年裡就五六次。
然後就到了上世紀六十年代。我在農莊工作那麼多年，主子從來沒跟我說過有黑人學校我可以去讀，也沒說過我可以學一門手藝。他沒跟我說我可以從軍，慢慢陞官，給自己賺點錢和贏得一些自尊。我不知道有二次世界大戰或越戰。我也不知道全路易斯安那州的黑人多年來一直在爭取更好的待遇。
我不知道自己跟別人不同。
或許你覺得難以置信。但你現在就去路易斯安那州，開車到紅河郡的小路，也許就能明白一個不識字的黑人，沒有收音機、車子、電話，甚至連電都沒有，是如何掉入時間的裂縫，然後卡在裡頭，就像一個發條鬆了而停擺的時鐘。
我從小看著主子家裡的電燈閃耀，但我還在用煤油燈，住在一個沒自來水的長木屋。後來，我真的氣餒了。我感覺自己一文不值，而且永遠也不會有更好的將來。
我知道外面還有其他地方，我聽說我哥哥瑟曼在加州攢了不少錢。於是某一天，我決定去找他。我沒考慮太多，就走到鐵軌旁，等火車開來。
有個流浪漢也在鐵軌附近，他已經搭火車旅行多年。他說他會告訴我哪一列火車是去加州的。那列火車減速進鎮的時候，我們兩個都跳上去。
那時我已經二十七八歲。我從來沒跟任何人說過我要離開，所以我猜，我大概還欠主子我賒賬買的那些工作褲的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