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見到黛博拉，就計畫要把她「偷」走，一開始不是為了我自己，而是為了Sigma Chi兄弟會。那是我大二時從東得克薩斯州立大學轉學到得州基督教大學後，宣誓加入的兄弟會。那是1965年春天，我是留校察看學生，而黛博拉則是拿獎學金的大二生。我認識她時，她是Tri Delta姐妹會成員，同時也是我們敵對兄弟會的「甜心」。我決心讓她變成我們兄弟會的甜心，我若能完成這個兄弟會之間的小小叛變，好處之一是在學生聯會上，我們這桌將多一個聰明女孩。
黛博拉在得州西部的斯奈德長大，那裡隨處可見風滾草，地勢平坦到只要站到干牛糞上就能看見新墨西哥州。那裡也是個每個人都知道別人家閑事的地方，小孩夢想著能去拉伯克市或艾比利尼 旅行。除了搖擺小豬超市的農產品區，那裡沒長什麼綠色的東西。斯奈德也是最後一次有人親眼目睹白色水牛的地方，直到今天，市中心廣場還有一個巨大水牛像守護著法院。
黛博拉有兩個姐妹：格雷琴曾當選斯奈德選美比賽亞軍，黛芙妮是黛博拉的孿生姐妹，不過兩人除了同一天出生以外，沒有其他共同點。黛芙妮高大豐滿，從小就是派對女孩，沒有一個男生她不愛，沒有一本書她愛看。黛博拉跟她完全相反：一個書蟲，整個人乾淨得像禮拜天的牧師老婆。她從青春期就瘦得像一根吸管。因為害羞，所以跟男孩子去看電影時總是塞了滿嘴的爆米花，以防別人親她。由於她擁有一頭黑髮及微微上揚的眼角，因此她非常漂亮，一口輕柔如唱歌的得州口音如此完美，就像個南方貴族。
一開始我就是被她這項武器所擄獲。1966年的一個溫暖秋夜，Sigma Chi兄弟會準備舉辦一次「森林會」，這類非正式活動，就是成員們帶著裝滿冰啤酒的冰桶，成群結隊到森林裡跟女伴親熱。
只不過我沒有女伴。當黛博拉走進學生聯會時，我正跟我的朋友格蘭·威廷頓說起這件事。
大家都喜歡格蘭，因為他風趣又可親，永遠在幫別人做媒。他一看見黛博拉就招手要她到我們這桌來。閑話家常一番之後，他切入正題：「黛博拉，你認識我朋友朗嗎？今晚的森林會他需要一個女伴。」
黛博拉瞪著格蘭。「如果你朋友想跟我約會，」她用驕傲的南方女人特有的強硬態度對我們說，「他可以打電話給我。」然後踩著她的樂福便鞋，轉身大踏步離開，連一眼都沒看我。
一直到那時，我感興趣的仍然是家裡有錢的金髮派對女孩，她們的資產對當時的我而言是極其必要的。我從來沒跟任何領獎學金、真的會為考試而讀書的女孩在一起。於是黛博拉激發了我的好奇心。而且，她非常非常漂亮，第二天我就打電話給她。
她同意跟我去森林會，但我們沒有親熱。我得知她才和男友分手，一個隸屬Delta Tau Delta兄弟會的壯漢，那人叫法蘭克，然而一到禮拜一，他們又複合了。我並不介意，而且我們還約定：下次她再跟法蘭克分手，就打電話給我。一兩個禮拜之後，她打來了。
我們禮拜五晚上出去，到禮拜一她又跟法蘭克複合。事情就這樣持續了好幾個禮拜——她會跟他分手，然後打電話和我定周末的約會。到了禮拜一，他們又複合。你或許以為同樣的主題不斷重複，恐怕傷我自尊，但黛博拉跟我其實就只是好朋友。整個協議讓我們覺得相當滑稽。
但我們不時中斷的約會終於還是結束了，大四那年的春天，我拆開一封看起來像官方文件的信，裡頭是去打越戰的邀請函。這封信讓我到了路易斯安那州波克堡的新兵訓練營；然後又到了阿爾伯克基，在那裡我抽過一次大麻，醒來時發現自己身邊躺了一個胖女孩……最後，我被分派到科羅拉多州卡森堡。
我一離開波克堡，就差點被分配到前往非軍事區的步槍兵地面戰鬥單位。我已經完成基本及進階步兵訓練，跟兩萬五千個新兵一起駐紮在科羅拉多泉城的機場。
「霍爾！朗！」一個目光犀利的少尉大吼，「拿著裝備登機去。」他指著一列軍方運輸機，我知道目的地就是戰場。
但不知為何，他問了我幾個問題，發現我念過三年半的大學，就將我重新分配。
「我有好消息也有壞消息，」他說，「好消息是，阿爾伯克基的核武支援部有空缺。壞消息是，你必須要通過最高機密的安全許可。如果沒有，我就把你丟上跟這些一模一樣的飛機。」
我對那位少尉發誓我的記錄清白。他把我派到阿爾伯克基，我通過了最高機密許可。當然，如果軍方知道我曾經跟一個胖女孩一起抽大麻，我絕對不可能通過。
我困在軍隊的兩年里，黛博拉和我通過幾封信，沒什麼浪漫熱情的內容，只是保持聯絡。那時還沒有電子郵件和長途電話，信件就是人與人保持聯絡的方式。1968年12月，我的任期結束，回得州念夜校完成學業。為了賺錢，我找了一份對超市經理推銷康寶濃湯的工作。我恨透了穿三件式西裝，拿雞毛撣子走進「搖擺小豬」——我的工作內容除了遊說經理增加貨架空間，好放一些奇怪的產品（如內臟滷汁）以外，還包括幫忙推銷銷售速度較慢的產品，如青豆湯撣灰塵。
我打電話向黛博拉問好。她滔滔不絕地把得州基督教大學兩年間的社交歷史說給我聽，哪個退學、哪個畢業，當然，還有哪些人結婚。那個年代裡，女孩子到大四就已經安排好丈夫人選，如果一切順利，春季那個學期就可以嫁出去。我一直覺得Tri Delta姐妹會成員都是校園裡最漂亮的女生。我問黛博拉：「還有哪個Tri Delta姐妹會成員沒嫁的？」
「只剩我，」她說，「而且我變得超可愛。你一定會愛上我。」
她說得對，之前跟我去森林會的那個漂亮又愛鬥嘴的獎學金學生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個迷人、受過教育、充滿自信又風趣的女人。我們開始約會，不到一個月，我們就定下來，除了彼此之外不再和其他異性交往。
1969年春天，黛博拉去聖安東尼奧參加大學同學婚禮，回來以後跟我說：「那邊的朋友都覺得你跟我應該結婚。」
我笑了。「那你覺得呢？」
「我也覺得我們應該結婚。」
「嗯，那為什麼不呢？」
「你要先求婚才行。」
我親了她一下，跟她說我會想辦法。
7月，我爸借給我錢買戒指，但我不知道怎麼求婚。我跟室友凱利·亞當斯說起我的苦惱。
「你要我幫你求婚嗎？」他問。
我心想，如果這招對大鼻子情聖有用，那我不如也來嘗試一下。我把戒指交給凱利，然後我們去黛博拉的公寓找她。我們三個人在她客廳圍成一個尷尬的小圈圈。
「朗尼有事要問你，」凱利跟黛博拉說，把戒指交給她，「他想知道你願不願意嫁給他。」
黛博拉翻翻白眼。「或許他應該問我。」
我咧嘴笑。「嗯，你願意嗎？」
她理應叫我走出去再重新進來一次，但她沒有，而是說她願意。「對了，」她補充，「這是我見過的最爛的求婚。」
我們在1969年10月結婚，黛博拉去小學教書，而我進入投資銀行的世界。我完成夜校的學業，之後又多留一年取得企管碩士學位。1971年，我已經開始以買賣畫作為副業。兩年後，我們的女兒芮根出生。
1975年，我們的兒子卡森出生的前一年，我賣藝術品賺的錢已經是我當銀行家賺的一倍。於是我開始尋找一些理由自己出擊。「理由」沒多久就讓我得到一幅畫——著名西洋藝術畫家查爾斯·羅素的《信號》。1910年，羅素把這幅畫當結婚禮物，送給蒙大拿州的一個顯赫家族——克羅富茲，他們的後代在波多黎各生活。我通過新墨西哥州聖塔菲一個聯絡人得知，克羅富茲家的某個繼承人有意將畫出售。
我用銀行辦公室的電話打給聖胡安的克羅富茲先生，跟他說我想買他的畫。但我解釋說我沒時間飛到波多黎各，並設法讓他覺得，帶著祖傳遺物到得州來會是個好主意。事實上，雖然比起同齡人來說我已是小有成就，但還是付不起去聖胡安的機票，也沒辦法跟公司請假。
於是，克羅富茲先生飛來沃思堡，我用得州的方式殷勤招待，也就是大塊牛排和大量的酒。上甜點時，他已經同意以兩萬八千美元的價格把畫賣給我。不只如此，他說他還會把畫交給我照料，而且讓我延遲九十天付款。這個夢寐以求的機會讓我有希望能一口氣賺進五位數。我將《信號》標價四萬美元，開始搜尋買主。
但握著一張九十天到期的票據時，三個月像是一轉眼就到。四十五天飛快地過去，我開始冒汗。忽然，我想到一個主意：第四十六天到來時，我在沒有任何客戶人選的情況下，開車到機場買了張往返洛杉磯的機票，在登機口打電話到銀行請病假，跟老闆通電話時廣播正大聲呼叫登機。
在洛杉磯國際機場落地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