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剛才提過，我家不是富有人家。我出生在沃思堡的中低階層地區，叫做霍爾特姆市。那個城市很醜陋，全得州都買不到介紹這個地區的風景明信片。一點也不奇怪：誰會想參觀一個家家戶戶的院子里只有破爛拖車房屋、拆光零件的汽車，還有綁著長鏈條的看門雜種狗的地方？以前我們常開玩笑說，霍爾特姆市唯一的重工業，是三百磅重的雅芳直銷小姐。
我的爸爸叫厄爾，是由單親媽媽和兩個沒結婚的阿姨撫養長大的，她們倆愛吸蓋瑞牌的煙，浸過煙草的口水老是沿著下巴往下流，然後在皺紋里幹掉。我最討厭親她們。爸爸從前是個充滿喜感又風趣的人，在可口可樂公司工作四十多年之後退休。然而不知道從我童年的哪一天起，他掉進了威士忌瓶子里，一直到我長大以後才出來。
我媽媽湯米是得州拜瑞市一個佃農的女兒。我們身上穿的每一件衣服都是她做的，她烤餅乾，在我參加小聯盟時幫我加油打氣。小的時候，她和兄姐都騎馬上學——同一匹馬。她哥哥叫巴弟，她姐姐叫艾薇絲，跟貓王艾維斯的發音一樣。
湯米、巴弟、艾薇絲，以及後來最小的薇達梅，全都在外公傑克·布魯克斯的黑土農場上撿棉花。
這個嘛，大多數人都沒興趣買得州的黑土農場，因為一點也不浪漫。就地形來看，多是平地，因此沒有那種沐浴在夕陽下的小山丘可以讓你站在上頭，望著莊園房屋，宣稱靈魂深受愛爾蘭式對土地熱愛的感召。事實上，土地本身貧瘠透了，那糟透的土壤就像水泥的原始形態。一點點晨霧，都會讓穿著工作靴的腳每走一步就像拔起一根泥柱。半英寸的降雨量，也會讓最勤奮的農夫想把牽引機開回柏油路上，因為不想在接下來的幾天邊咒罵邊挖出他的「約翰迪爾」 。
這也不意味著我外公家缺少任何鄉村趣味，那地方位於沃思堡東南約七十五英里的科西卡納外圍。我哥哥約翰和我，都選擇到這裡過暑假，我們認為這比起花三個月時間，經常到無尾猴子酒吧把爸爸找回來要好多了。
所以每年六月，媽媽開車帶我們回家時，我們都開心得像放假的軍人，從她的龐蒂亞克跳下來，沖向外公外婆有著瀝青屋頂的農莊。房子建於上世紀二十年代，像一個盒子的形狀。我不記得是什麼時候才有屋內自來水管的，只記得我還小的時候，後門旁邊有個貯水槽，專門用來接屋頂流下來的雨水。要吃晚飯的時候，我們就從貯水槽舀一點水，用外婆在後門廊放的一個瓷盤裡的熔岩肥皂洗手，觸感像是用砂紙摩擦皮膚。你要是在黑土農場工作，也只有熔岩肥皂才能洗凈手上的泥巴。
外公像頭騾子一樣勤奮工作，是個真正的紅脖子 。這是因為他每星期有六天都穿咔嘰褲、長袖咔嘰工作衫和工作靴在工作。他全身雪白，只有手晒成古銅色，像皮革一樣；當然了，他的脖子從左到右滿布印度紅的粗皺紋，像沃土上的犁痕。他是個正直誠實的人，願意向任何需要幫助的人伸出援手。他也是我有生以來所知最勤奮工作的人。巴弟舅舅給我講外公的故事，說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隻身回到得州。戰後，二十多歲的外公想盡辦法照顧妻子和四個小孩，並負擔一個小農場。有一天，他問一個叫伯恩斯的老農夫鄰居，他怎樣才能養活全家。
「傑克，你照著我做吧，」伯恩斯說，「我工作的時候你就工作，我去城裡你就跟著去城裡。」
你大概可以猜到，伯恩斯先生從來不去城裡，我外公也很少去。黃塵時期 和經濟大蕭條時期，外公瘦到必須在口袋裡放石頭才不會被風吹走。那個時期連銀行也沒錢，就算你是洛克菲勒 ，也借不到五分錢。外公堅韌不拔地撐了下去，他白天一整天都在田裡撿棉花，晚上用騾車拉到軋棉廠。他在棉花垛上睡覺，排著隊等著輪到他軋棉，天亮時再拉回田裡，重複這首「棉花華爾茲」直到這一季收成結束。
夏天大部分日子裡，我和約翰都跟外公在田裡撿棉花，有時候坐在牽引機的車蓋上。沒跟外公在一起的時候就常惹麻煩。外婆在農場旁靠路邊有一個很大的桃子園，我最喜歡果園裡水果成熟時空氣中絲絲的甜味。熟透的桃子是最棒的手榴彈。有一天，約翰跟我比賽，看誰能從最遠的地方用力擊中路過的汽車。
「我賭我可以先擊中！」約翰從他的戰鬥位置大喊著，他站在一棵高高的滿掛成熟水果的樹上。
我在另一棵樹的兩根樹枝中間，排好黏糊糊的「子彈」：「我賭你不行！」
我們試了幾次，其中一個人——我們到現在還是不曉得是誰，終於擊中一輛福特車的風擋玻璃。開車的是個女性，她把車停到路邊，大步走進農舍跟外婆告狀。聽她的控述，彷彿我們用野戰炮攻擊過她一樣。外公回到家以後，從桃樹上砍下一根細枝，把我們倆狠狠打了一頓。我們另一次挨鞭子，是在未經允許下，把包括錫屋頂在內的整間雞舍漆成可怕的淡藍色。
可是，外公自己也喜歡胡鬧。回想起來，他的一些惡作劇倒不算是惡作劇，而比較像是教男孩怎麼變成男人。有一次，他把約翰和我丟進馬槽，目的是要教我們游泳，事後才想起來他自己也不會游，根本沒辦法救我們。不過我們倆很快就學會了游泳。
有一年我們待在老家過聖誕節，約翰跟我打開兩個閃亮包裝，裡頭是一副拳擊手套。外公把我們倆塞進他的小貨車裡，載著我們到巴瑞的加油站，當年那種地方也是老人下象棋、喝咖啡、聊天氣和討論牲口價格的地點。外公早已偷偷打電話給城裡的家長，只要是年紀與我們相差三歲左右的小孩，就會請他們把小孩也帶來。那天早上，他們乘著聖誕節的塵土趕到加油站，用小貨車圍成一個拳擊場。約翰和我得和來的每個小孩對打，早餐時間還沒到，兩人的鼻子就都掛了彩，我們覺得很棒。外公自己笑得岔了氣。每年聖誕節早上騎著新生的小牛，看它們用溫暖的鼻息在寒冷清晨的空氣里畫出花紋，還有，那一次是我最愛的聖誕節回憶。
在農場上，外婆的工作是擠牛奶、養小孩和照顧花園，冬天給桃樹、青豆和南瓜搭遮蔽，然後每天給外公做兩個巧克力派。他晚餐吃一個，消夜再吃一個，一輩子維持6.1英尺、140磅重的瘦高個子。
以前大家說外公跟基爾迪看起來像，基爾迪是在布魯明·葛羅理髮店工作的黑人擦鞋匠。老基爾迪也是個瘦高個，嘴裡沒一顆牙齒，以前他常把下巴往鼻子上貼來娛樂大家。外公有一次給約翰五十美分，叫他親基爾迪一下，約翰開心照做，不只因為賺到糖果錢，還因為大家都喜歡基爾迪。
直到今天，基爾迪還是得州布魯明·葛羅市裡唯一葬在玫瑰山墓園的黑人，和納瓦羅郡最顯赫的白人家庭的祖先同眠在一處。
在鄉下其他地方，可能只有死人才不擔心隔壁睡了個黑人。上世紀五十年代開始的民權運動，直接跳過得州科西卡納市，就像濕潤的春雨可以不顧農夫最殷切的祈禱，直接跳過一塊乾枯的地一樣。
上世紀五十年代，南方的社會秩序就像煤炭放在雪堆上那麼顯而易見。科西卡納市的白人家庭大多住在農場上，或在城裡排列整齊又剛刷好油漆的房子里。有色人有自己的居住區，在鐵路另一邊靠近軋棉廠和牲畜交易所的畜欄那邊。我不知道那裡有沒有個正式名字，但我只聽過別人稱那裡為「黑鬼城」。
在當時，這似乎不是什麼壞事，因為住在那裡的人都很和善，有很多人在外公的田裡工作。就我所知，他們的名字都叫黑鬼，姓跟我們的名字一樣：比爾、查理、吉姆等。有些人甚至叫《聖經》中人物的名字，例如亞伯拉罕、摩西、艾薩克。所以有「黑鬼比爾」和「黑鬼摩西」，但從沒有人叫他們正式的姓名，比如我叫朗·雷·霍爾，或我外公叫傑克·布魯克斯。說真的，那個年代似乎也沒理由知道他們的姓，因為不會有人要開支票給他們，也絕對沒有什麼保險單要填之類的。我從沒認真想過這個問題，當時的情況就是這樣。
黑鬼城是一排排的兩房簡陋木屋，用灰色木材或是像從船難中撿回來的木頭蓋成，排列得像二手車廠的汽車。有人稱其為「盒子屋」，因為我後來發現，那些屋子小到如果站在前門對著房子開槍，子彈會直接從後門射出去。
或許房子是在別的地方蓋好的，因為房屋和房屋之間擠到沒辦法揮動榔頭。彷彿有人用起重機把房子吊過來，直接放在鋸好的桑橙樹榦上，因為下面一覽無餘。反過來想這也是好事，因為這些開放的地窖，讓狗和雞在得州的烈日下有地方遮陽。
外公僱用很多有色人和一些白人來幫他照顧棉花田。每天早上天還沒亮，我們就開著卡車到黑鬼城，聽到喇叭聲、有能力除雜草，或那天也想工作的人，無論男女老幼，都會從屋裡蹣跚走出來，邊走邊穿衣，然後爬上卡車。卡車上沒什麼安全扶手或硬性的安全規定，外公就盡量開慢一點，以防把人甩出去。
幹了一個早上的活兒後，我們再把所有工人裝上車，拉到兼做雜貨店的加油站。工人們在白瓷肉品櫃檯的玻璃窗前排隊，選一塊厚熏腸或紅椒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