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一輩子，總有些不體面的時刻會永遠留在腦海里。
某件發生在1952年的事，燒灼在我的腦海里，像長角牛身上的烙印。當時，所有學童都要帶尿液樣本到學校，讓公共衛生人員篩檢重大疾病。作為沃思堡市河邊小學二年級的學生，我像其他乖巧的男孩女孩一樣，小心翼翼地用塑料杯帶著我的尿液樣本到學校。但我搞錯了，我沒交給護士，而是直接拿給波小姐，她是我碰到過的最惡毒最醜陋的老師。
我犯的錯誤，讓她暴怒到讓人以為我是直接把尿液樣本倒進她桌上的咖啡杯里。為了懲罰我，她像教官一樣押著我的雙手，叫全體二年級同學到操場，然後拍手叫我們注意。
「同學們，我有事情宣布，」她用粗啞的聲音說，老煙槍似的嗓門像大卡車的爛煞車一樣刺耳，「朗·霍爾今天不參加休息時間。因為他笨到把他的塑料杯帶到教室里，而不是拿到護理室。接下來的三十分鐘，他的鼻子要貼在一個圓圈裡。」
然後波小姐拿了一根新的粉筆，在學校紅磚牆上畫了一個圓圈。圓圈畫在我不踮腳站的時候鼻尖上方三英寸之處。我覺得受到了羞辱，悄悄走向前，踮起腳把鼻子貼到牆上。五分鐘後，我的眼睛變成了鬥雞眼，只好閉上。因為我想到媽媽警告我不要學鬥雞眼，否則眼睛會永遠變成那樣。十五分鐘後，我的腳趾和小腿嚴重抽筋，二十分鐘後，我的眼淚洗掉波小姐畫的圈圈的下半段。
懷著童年被羞辱的厭惡，我痛恨著波小姐。長大以後，我真希望能寄給她一封信，說我並不笨。但我有很多年沒有再想起她，直到1978年6月，某個風和日麗的一天，我坐在我的賓士敞篷車裡，沿著沃思堡市的北大街開。我像個搖滾巨星，大門口的保安揮手叫我開進米肯機場的私人停機坪。這時候我在想，如果能讓波小姐、幾個前女友——拉娜和麗塔·蓋爾巴——還有我1963年霍頓高中畢業班的全體同學排成遊行隊伍，讓他們看看我如何超越了我的中低階級出身，那應該很完美。回想起來，我很驚訝那天我是怎麼開到機場的，因為在從家裡到停機坪的那十英里路程中，我一直在欣賞後視鏡里的自己。
我把車開到一個站在私人噴氣機「獵鷹」前等候的飛行員身邊。他身著黑色便褲、燙熨過的白襯衫、油亮的牛仔靴，揮手向我致意。得州機場里的高溫讓他眯起眼睛。
「早安，霍爾先生，」他提高音量以蓋過噴氣機的嗡嗡聲，「你需要幫忙拿畫嗎？」
我們小心且一次一件地把三幅喬治亞·歐姬芙的畫從賓士移到獵鷹上。這幾幅畫的總值接近一百萬美元。兩年前，我把同一批畫以五十萬美元賣給南得州一個極富有的女人；兩幅是歐姬芙最具代表性的花朵，一幅是骷髏畫。當她在她的愛馬仕支票簿填好金額、撕下一張私人支票時，我開玩笑地問她是否確定支票可以兌現。
「我希望沒問題，親愛的，」她笑著用她甜膩又拖長的得州音調說，「銀行是我開的。」
現在，這位客戶要轉手這幾幅歐姬芙畫作。新的買主是個年約五十的優雅女性，她擁有麥迪遜大道上最高級的百貨商店之一，可能連沐浴時都戴著珍珠，而她也正要離婚。那天下午她辦了個午餐會招待我，並邀請了幾個愛好藝術的社交名流朋友，慶祝她最新的斬獲。
毫無疑問，她也奉行「最棒的復仇就是過得更好」這套哲學，她把離婚所得到的一筆贍養費（就跟國王綁架贖金一樣多）拿來買歐姬芙的畫作，買入價格幾乎是之前的一倍。她的富有程度讓她連付一百萬都不必討價還價。我當然沒意見，因為這樣下來，我做這筆交易的傭金是十萬美元整。
我的客戶派「獵鷹」從紐約飛過來接我。登機之後，我在奶油色的皮沙發上伸展四肢，瀏覽當天的報紙頭條。飛行員駕機如箭一般朝跑道前進，先往南起飛，然後輕輕向北。攀升的時候，我往下看著沃思堡市，億萬富翁即將改變這個城市，改變的幅度將不只是表面的：地上的大洞，預告了閃亮的鋼筋玻璃大樓即將在此興建。藝廊、咖啡店、博物館和高級飯店不久會進駐，連同銀行及律師事務所，一起把沃思堡從死氣沉沉的小鎮變成充滿活力的都會中心點。
這個野心勃勃的計畫，有系統地遷移遊民人口，事實上，這是個很明確的目標，為的就是讓我們的城市更適合居住。從三萬英尺往下看，我暗地裡高興流浪漢就要被趕到鐵路的另一邊，因為我厭惡每次去沃思堡俱樂部健身的路上，都會碰到行乞的人。
我的妻子黛比不知道我如此反感，我小心地不讓她知道我抱持著如暴發戶一樣的精英主義。畢竟，九年前我還在賣康寶濃湯，賺取四百五十塊的月薪，七年前我才買賣我的第一幅畫，而且是悄悄使用（也可說是偷用）黛比的50張福特汽車股票，那還是她從得州基督教大學畢業時父母送她的禮物。
對我而言，這些都是遙遠的歷史了。我像枚火箭，從罐裝濃湯躥升到投資銀行，再到藝術界的頂點。簡單來說就是，上帝賜給我兩種好眼力：一是對藝術，一是對買賣。但那時的我可不這麼想。我的想法是，我把自己從中低階層鄉下男孩，一路引導到「福布斯」前四百名，過那種稀有的生活。
我剛開始涉足藝術交易時，還保留白天的投資銀行工作。但在1975年，我賣掉一幅查爾斯·羅素的畫，凈賺一萬美元。買主住在比弗利山，他穿一雙白蟒皮鑲金鞋頭的牛仔靴，鑲滿鑽石的皮帶扣大概是盤子那麼大……之後我便辭掉銀行的工作，在沒有退路之下，冒險進入藝術界。
我的冒險得到了報酬。1977年，我賣出我的第一幅「雷諾阿」，然後在歐洲待了一個月，在傳統世界的藝術精英圈子裡打響了我的名號，證明了我對藝術的眼光。沒多久，朗與黛比·霍爾銀行戶頭後面的零就不斷增加。我們的收入比不上我們的客戶，他們的財產凈值在五千萬元到兩億之間。但我們受邀到他們的社交圈裡做客：在加勒比海乘遊艇出遊，去猶加敦獵飛鳥，在小島度假勝地或別墅里寒暄交流。
我照單全收，一整個衣櫃的阿瑪尼西裝變成我的「制服」。黛比沒有那麼迷戀財富。1981年，我從亞利桑那州斯科特斯德的勞斯萊斯展示廳打電話給她，車商對我手上一幅重要的畫有興趣。
「你一定不敢相信我剛用畫換了什麼！」她在我們位於沃思堡的家一接起電話，我立刻這麼說。我就坐在那個「什麼」里——一輛價值16萬美元、火紅色的「險路」敞篷車，白色皮革內裝，紅色滾邊以搭配車身。我口齒不清，又快又急地對著我的衛星電話大聲喊。
黛比聽完，然後作出宣判：「你敢把那東西帶回家就給我試試看！連展示廳都不可以開出去。要是被人看到我坐在那種車裡，我會很難堪，更何況是停在我們車道上。」
她剛才真的把勞斯萊斯頂極車系稱為「那東西」嗎？
「我覺得應該會很好玩。」我試圖說服她。
「朗，親愛的？」
「什麼事？」聽見她甜蜜的語氣讓我燃起一絲希望。
「那輛勞斯萊斯有後視鏡嗎？」
「有。」
「你往裡頭看，」她說，「有看見一個搖滾巨星嗎？」
「呃，沒有……」
「你記住，你是以賣畫為生的人。現在你給我下車，把你那霍爾特姆市的屁股坐上飛機回家。」
我只得照辦。
黛比不屑勞斯萊斯的那年，我在沃思堡大街新興的文化特區日舞廣場開了一間藝廊，並僱用一位叫派蒂的女士來管理。我們展示了印象派和現代大師的畫作——莫奈、畢加索及同期的畫家，那些畫至少都價值好幾十萬美金，所以在標價及倉管方面也很小心謹慎，因為還有許多流浪漢還不願搬去新的住所，也就是東南部公路的底下。他們油膩又臭烘烘，每天都有幾個人進來納涼、取暖或探勘一番。黑人佔大多數，而且我堅信他們全都是酒鬼和毒蟲，雖然我從來沒有花時間聽他們的故事——我也不在乎。
有一天，一個吸了毒的黑人，穿著骯髒磨破的軍隊工作服，腳步不穩地走進來。「那幅畫賣多少錢？」他含糊地問，並用手指猛戳一幅二十五萬美元的「瑪麗·卡薩特」。
我擔心他搶劫，試著迎合他而不講事實。「你口袋裡有多少錢？」
「五十塊。」他說。
「你五十塊給我，就可以帶著那幅畫走出去。」
「才不呢，先生！我才不花五十塊買你那幅畫！」
「嗯，這裡不是博物館，我也沒收門票，所以如果你不買，我要怎麼付租金？」然後我便請他離開。
幾天後，他帶著一個看起來同樣齷齪的夥伴，到我這來砸窗搶劫，拿了一袋現金和一些精工珠寶後便往人行道沖。派蒂按下我們幾天前才安裝的緊急呼叫鈕，我從樓上套房往下跑，上演一齣電影里的經典追逐戰。搶匪閃進巷子，跳過垃圾桶，我在後面緊追，一邊大喊：「攔住他們！我被搶了！」
一開始我全力衝刺，但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