呦——貧窮如我
死了之後的歸宿在天堂……
有錢人一輩子過得好命
死了之後的歸宿在地獄……
要在那萬古磐石找個家才好，你還不懂嗎？
——黑人靈歌
在認識黛比小姐之前，我從來沒跟白種女人說過話。可能只回答過幾個問題——算不上說話。對我而言，那風險已經夠大了，因為我最後一次蠢到開口跟白種女人說話，不但差點被打死，還幾乎瞎了眼。
那時我十五六歲，正走在我住的棉花莊園前面一條紅土路上，那裡是路易斯安那州的紅河郡。莊園又大又平坦，像一堆農田排在一起，然後有條支流從中間蜿蜒流過。絲柏樹像蜘蛛一樣蜷伏在水裡，水是淡淡的蘋果綠色。那片土地有許多不同的農田，每一塊面積都是一兩百英畝，邊緣都種有闊葉樹，大多是胡桃樹。
但路邊的樹不多，所以那天我從姨婆家（她是我祖母的姐妹）走回來的時候，感覺很開闊。沒多久，我看見一位白人小姐站在她的車子旁，一輛藍色的福特，大概是1950或1951年份的車型。她戴帽子穿裙子，可能剛從城裡回來。她望向我，一副想知道怎麼修破胎的樣子。所以我停下來。
「您需要幫助嗎，女士？」
「是的，謝謝你。」她說。老實講，她看起來心懷感激：「我真的需要。」
我問她有沒有千斤頂，她說有。我們就講這麼多。
我把破胎修好之後，三個白人青年騎著棗紅的馬從林子里出來。我想他們是去打獵，他們騎馬快步出現時沒看見我，因為他們在路中間，而我低下身子在車子的另一邊修理輪胎。馬蹄揚起的紅土圍繞著我。一開始我沒動，心想等他們離開再說。可是接著我決定站起來，因為我不希望他們認為我在躲。這時，其中一個人問那白人小姐需不需要幫忙。
「我看不需要！」一個紅髮、有著大顆牙齒的傢伙看到我時這麼說，「已經有黑鬼幫她了！」
另一個黑髮、看起來有點狡猾的人，把一隻手放在馬鞍的鞍橋上，另一隻手把帽子往後推。「小子，你幹嗎騷擾這位好小姐？」
他自己也不過是個小子，大概十八九歲。我什麼也沒說，只看著他。
「你看什麼看，小子？」他說，吐了一口口水到土裡。
另外兩個光是笑。白人小姐沒說什麼，只低頭看她的鞋子。當場只聽得見馬打響鼻的聲音，像龍捲風要來之前的黃色警戒。然後一個最靠近我的小子，拿出一條草繩綁在我脖子上，像綁小牛一樣，用力扯緊，使得我無法呼吸。絞索刺入我的脖子，恐懼從我的腿爬到我肚子。
我看了他們三個人一眼，他們都不比我大多少。但他們的眼神冷漠又惡毒。
「給你一個教訓，要你以後別再騷擾白人小姐。」拿繩子的那個人說。這就是那幾個年輕人最後對我說的話。
接下來發生的事我不想多講，因為我不想要憐憫。那個年代在路易斯安那州就是這樣，我想密西西比州也是。因為兩年之後，有人跟我講過一個叫艾密特·提爾的黑人被打到面目全非的事。
他對一個白種女人吹口哨，然後一些好人家的男孩——林子里好像充滿這種人——也不喜歡這個黑人這麼做。他們把他打到一隻眼睛掉出來，然後在他脖子上綁了一台軋棉機，從橋上丟到塔拉哈奇河裡。聽說，直到今天，走過那座橋的時候還可以聽見被淹死的年輕人從河裡傳出來的哭聲。
像艾密特·提爾這樣的故事還有很多，只是大部分沒有上報。有人說，在紅河郡的海灣里，滿滿堆到青豆色河岸的，都是被白人丟去喂鱷魚的黑人碎骨頭，以懲罰他們垂涎白種女人，或只是沒有正眼看人。這種事不是每天都有，但這個可能性，像鬼魂一樣高掛在棉花田上方，威脅著大家。
雖然照理說，奴隸制度在我祖母還是小女孩的時代就應該結束了，可我在棉花田工作了快三十年，還是跟個奴隸一樣。我有一間不屬於我的小屋、兩條賒來的工作褲、一頭豬，還有一間屋外廁所。我在農場種植、翻土、撿棉花，然後將所有棉花交給擁有土地的主子，沒有支票和薪水。我連支票是什麼都不知道。
你可能很難想像，但我就這樣從小不點開始，幹了無數個季節，一直到那個叫肯尼迪的總統在達拉斯被槍殺。
那些年裡，一號公路旁邊有條穿越紅河郡的載貨火車軌道。我每天聽著那汽笛聲，想像它大聲念出我可以去的地方……比如紐約或底特律，我聽說有色人種在那邊工作是有錢賺的；或是去加州，聽說那裡幾乎人手一沓像煎餅一樣的鈔票。
有一天，我實在受不了繼續窮下去的生活，走到一號公路旁，等火車稍微減速，然後跳了上去。一直到門再次打開我才下車，結果那裡剛好是得州沃思堡市。一個不會讀書寫字，不會算術，除了在棉花田工作以外，什麼也不會的黑人到了大城市，他沒有太多白人所謂的「就業機會」。所以我最後露宿街頭了。
我沒打算粉飾：街頭會讓一個人齷齪。我齷齪，是個遊民，犯過法，待過安哥拉監獄，在遇見黛比小姐前又無家可歸了多年。關於她，我有句話：她是我認識的最瘦、最多管閑事、最咄咄逼人的女人，不論是黑人或白人。
她那麼咄咄逼人，害得我沒法不讓她知道我的名字叫丹佛——她自己去查了出來。我長時間試著躲開她。但過了一陣子，黛比小姐讓我開始講些我不愛講的事情，那些我從來沒跟任何人講過的事，甚至包括那三個拿繩子的年輕人。接下來就讓我來告訴你，這裡頭到底包括了哪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