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初年，朱元璋在元末農民戰爭的影響下，曾頒布過免奴為良的法令，並對官紳畜奴作了嚴格的限制。隨著地主階級統治的重新穩定和日益腐朽，畜奴的風氣又盛行起來。特別是在南方，縉紳地主通過購買和接受投靠，擁有大批的奴婢。明後期，江南士大大之家不僅家內服役依賴奴婢，而且部分田土的耕種也由奴僕承擔。顧炎武說，「今吳仕宦之家，（人奴）有至一二千人者。」 湖北麻城的梅、劉、田、李四家，「家僮不下三四千人。」 淪為奴僕的農民，「子姓世為奴，非主自鬻，無得脫冊籍。」 他們的子女稱為人奴產子或家生奴婢，家主有役使和轉讓的權利。有的地方嚴格禁止奴僕讀書識字，目的是使他們永遠處於愚昧無知、易於役使的地位。奴僕們過的是缺衣少食、勞役繁重的生活，還要忍受主子的種種欺凌。一件史料中說：
「間嘗聞江南慘礉之主，或有苛使盲驅，繁於《僮約》。奴多腹坎無食，膝踝無裙，臀背無完肌膚。奴女末配聓（壻），蚤破其瓜；婦未耦子，先割其鮮。主婦妒，則有鍛椓陰私，薙毛縫皮，丑痛之聲，流聞於外」。
非人的待遇在奴僕們的胸中蘊積著復仇的火焰。在李自成、張獻忠為首的農民起義感召之下，奴僕們看到了擺脫世世代代受壓迫的希望，他們行動起來了。較早的奴變在崇禎七年秋爆發於安徽桐城。這裡的奴僕在黃文鼎、汪國華、張儒等人的聯絡下，立盟會聚，「謀為亂以應賊」 。他們受「替天行道」口號的影響，以「代皇」二字為號。「『代皇執法』四字屢冠於檄首，標於令箭，傳於郡城及各鄉村矣。」 這說明他們對當今皇帝還抱有幻想。桐城的奴變，得到了當地群眾的廣泛支持，「窮民之亡賴者，無遠近少長畢至。」 參加起義的群眾，在城外胡家莊「設將台，建令旗、令箭，署文武參謀、中左右前後五哨先鋒等號。民間訟獄咸取決焉。」 這次起義不久就在官府和鄉紳勾結下被擊敗了。當知縣審問張儒為什麼聚眾為變時，他回答道：「無他，不欲為奴耳。」 桐城奴變的組織者被誘殺，並沒有嚇倒逐步覺悟起來的奴僕。「漏網餘黨，忿恨不平，說：『我等要殺鄉官，到不曾殺得，反被鄉官殺了。』是以往北方接得流賊來報仇。」 崇禎十六年，湖北麻城奴僕組織的「里仁會」，派人往安徽迎來了張獻忠起義軍，說明奴僕們已經認識到，必須聯合其他地方的農民革命武裝，才有可能改變自身被奴役的地位。
江南奴變的高漲，是在大順軍推翻明王朝之後出現的。甲申四、五月間，大順軍佔領北京、崇禎皇帝自盡的消息傳到南方，各地的奴僕聞風而起，迅速掀起了一場反對封建人身依附的解放運動。奴僕們的鬥爭目標，首先是要求脫籍，改變奴主關係。在江蘇金壇縣，奴僕們聽說大順軍攻克了北京，歡呼道：「天地迴薄，貴賤翻躡，我輩何必長為奴乎？」他們組織起來，自稱為「削鼻班」。這個名稱的來源是江南一些地方「謂奴曰鼻」。班名「削鼻」，就是要削除奴僕的身份和世籍。削鼻班策划了舉事的日期，規定到時「各刦其主，破券均齒乃已。」弘光朝廷建立以後，地主豪紳有了靠山，神氣起來了，削鼻班的活動暫時趨於沉寂。乙酉五月，清軍南下，弘光小朝廷覆滅。奴僕們又「拍掌相賀曰：我知天公果不欲終奴我也。」「驟呼其黨近萬人，飲血於城隍之廟，令曰：『國步既改，諸勛戚與國同休者咸已休廢，若我輩奴籍不脫，奴將與天地同休乎？』遂部署禿屑者司驅走，桀黠者主指畫，溫肥者贍金帛。令曰：『主有不肯破券均齒者，眾共滅其家；奴有自不願去者，磔而屍之。』」 「遂鳴鉦造亂，縛故主，胠其囊篋，索身契，橫行剽慘。去主從亂，凡四五萬人。」 江蘇嘉定縣，於「端午後始得北信，於是邑有逆奴，乘亂焚劫索契之變。」 《研堂見聞雜記》記載江蘇太倉州的情況說：「吾婁風俗，極重主僕。男子入富家為奴，即立身契，終身不敢雁行立。有役呼之，不敢失尺寸。而子孫累世，不得脫籍。……乙酉亂，奴中有黠者倡為索契之說，以鼎革故，奴例何得如初？一呼千應，各至主門，立退身契，主人捧紙待。稍後時，即舉火焚屋，間有縛主人者。雖最相得，最受恩，此時各易面孔為虎狼，老拳惡聲相加。凡小奚細婢，在主人所者立牽出，不得緩半刻。有大家不習井灶事者，不得不自舉火。自城及鎮、及各村，而東村尤甚。鳴鑼聚眾，每日有數千人鼓噪而行。群夫全家，主人落魄，殺劫焚掠，反掌間耳。……城中倡首者為俞伯祥，故王氏奴。一呼響應，自謂功在千秋，欲勒石紀其事，但許一代相統，不得及子孫。」 江陰縣的「叛奴乘釁索券焚弒者絡繹而起，煙火蔽天，大家救死不暇。」
在安徽黟縣有「黠奴」宋乞，「暗約諸奴，以吾輩祖父為役，子孫隸其籍，終不能自脫。天之授我，此其時矣。彼皆孱弱，不任干戈，而乘上之急，即欲以逆繩我，無暇也。部署既定，及期而皆舉，無或後者。邑凡列營數十餘處，各有魁帥領之。」 「始而挾取其先世及其本身投主賣身文契，繼而挾餉於鄉邑。素有名望者，俱翦除之。」
浙江海寧縣有李刀三領導的奴變，「李刀三故大家奴，以黠稱。乘間煽諸毒怨於大家者揭竿起，而己搆兵其間，勢洶洶。」
廣東的奴變稱為「社賊」，「賊皆人奴，忿殺其主以叛。始於順德縣沖鶴村，延及新會、開平、高要。皆殺逐其主，掘其墳墓，踞其妻室，連年屠毒，至順治十五年乃止。」
奴僕們在自發的鬥爭中，還清算了主子的罪惡。這點在有關金壇奴變的記載中，敘述得很清楚：
「若有憾於主，則曰：『吾受汝扈若干年矣，城隍神令我酬汝。某日，汝棒我，請償棒。』則掣神簽以數棒，曰：『痛乎？』其主曰：『痛！』則曰：『若棒我時，何為不知痛也？某日，汝錐我，請償錐。』曰：『痛乎？』其主大號。則曰：『若既知痛，向何為錐我也？』……有一紳，性嚴正，獨留城。諸奴絙其項，徇於市，令大叫曰：『為主慎無若我之谿刻也。』不叫，則棘鞭競鞭之。是紳老，幾斃。有數諸生不勝楚撻，亦幾斃。」
在李自成、張獻忠起義軍推翻明王朝的風聲影響下，南方的奴僕們所掀起的人身解放鬥爭是完全正義的。毛澤東同志在分析湖南農民運動時指出，農民們「為所欲為，一切反常，竟在鄉村造成一種恐怖現象」，這「都是土豪劣紳、不法地主自己逼出來的。土豪劣紳、不法地主，歷來憑藉勢力稱霸，踐踏農民，農民才有這種很大的反抗。凡是反抗最力、亂子鬧得最大的地方，都是土豪劣紳、不法地主為惡最甚的地方。」 這段話雖然是在民主革命時期說的，對於認識明末的江南奴變，以至於整個明末農民戰爭，同樣具有指導意義。
江南的奴變是在明末農民戰爭的感召下爆發的，也是這場社會大變動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正如各地的農民起義在清初仍然此伏彼起一樣，南方的奴變也延續到清朝初年。在清兵南下、弘光朝廷覆亡之後，一些地方的奴僕曾經趁改朝換代起事，甚至幻想得到清政府的支持。他們顯然錯了。清王朝在各地支持的，是依附於它的漢族官紳地主，維護的是地主階級的封建統治秩序。史料清楚地表明，各地的奴變都是在清政府同當地豪紳勾結下遭到鎮壓的。例如，金壇著名的削鼻班，就被清政府將為首數人捕去，「截其鼻，懸之市衢，曰：班名削鼻，鼻削示眾，遂斬之。眾乃大服。」 安徽黟縣的奴變先後堅持了兩年，清政府在當地的統治穩定之後，「邑之士大，走乞師於郡，始執首叛諸奴，磔市以狥。諸素謹者貸其死，就仆舍執役如初。」 又如江蘇太倉州的奴變，也是在當地士紳控告之後，清政府「斬一人，重責四人，又懸示不許復叛，而主僕之分始定。」 在奴變被清政府鎮壓下去後，一位官紳不無得意地評論道：「奴輩謂奴不當與天地同休，是則真奴語也。夫有天地，斯有君臣、有父子、有主僕。天地不變，則君臣、父子、主僕亦不變。主僕之義，天地同敞。……假使鼻不居於眼下，而忽居額上，詎可名人乎哉！」 他套用「天不變，道亦不變」的陳腐教條，論證主僕之義將與天地同休。這正好說明了農民的受奴役，是同封建制度相終始的，不推翻地主階級的封建制度，農民就不可能求得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