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申四月，大順農民軍攻克北京、崇禎皇帝弔死煤山的消息傳到了南方，聚集在留都南京一帶的明朝官僚們頓時亂成一團。為了收拾這無主的半壁江山同起義農民對抗，他們面臨著一個迅速解決明王朝的繼統問題。由於朱由檢的三個兒子都沒有逃出北京，大臣們只有從藩王中挑選。當時藩王中尚存的神宗直系子孫有福王、惠王、瑞王、桂王四人，後面三者分別在廣西、四川，地處僻遠。離南京近的只有從河南逃來的福王朱由崧和旁系的侄兒潞王朱常淓。有的大臣主張立福王，理由是他在世繫上同朱由檢最親；有的大臣卻顧慮到老福王幾乎奪嫡的舊事，唯恐立了福王之後會掀翻舊案，引用「姦邪」，對自己不利，於是借口「立賢」，主張擁戴潞王 。鳳陽總督馬士英見史可法等重臣支持潞王 ，認為是自己飛黃騰達的好時機，於是就聯絡總兵黃得功、劉良佐、高傑、劉澤清等實力派，宣布擁立福王。五月初一日，福王朱由崧被迎入南京，史可法、高弘圖等留都官員眼看木已成舟，也只好加入奉迎的行列。五月初三日，朱由崧就任監國，以南京兵部尚書史可法、戶部尚書高弘圖、鳳陽總督馬士英以及舊臣姜曰廣、王鐸等五人入閣為大學士，同時選任了一批小朝廷的官員。五月十五日，朱由崧即位稱帝，以明年為弘光元年。這就是第一個南明政權。
弘光政權在南京建立的時候，國內的形勢是：清軍打敗了大順農民軍，佔領了北京和關內的大片土地，並且得到了黃河流域一部分漢族地主的支持；大順政權仍然擁有山西、河南以西的地方，正準備著重整兵馬同清軍再決雌雄；南方除了大西農民軍正向四川進軍以外，其他地方基本上都處於弘光政權管轄之下。一場中原逐鹿的鬥爭就在這三股政治勢力之間展開了。社會矛盾由原先的漢民族內部的階級對抗和遼東地區的滿、漢之間的民族對抗，演變為全國性的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相交織呈現出極其錯綜紛雜的局面。
南明的弘光朝廷，表面上是個龐然大物，它擁有全國最富庶的地區和數量可觀的軍隊。以兵員來說，僅鎮守武昌一帶的左良玉部就達二十餘萬，加上高傑、劉澤清，黃得功、劉良佐、鄭芝龍以及兩廣、雲貴、江浙等處的駐軍，兵馬約近百萬。然而，由於這個政權是以江南最腐朽的官僚地主為基礎，勾結在農民軍打擊下逃竄而來的軍閥集團建立起來的，骨子裡糜爛已深，所以實際上是十分脆弱的。它不僅完全繼承了崇禎朝的反人民政策，而在腐朽、無能、內部紛爭等方面，更有過之而無不及。被捧上皇帝寶座的朱由崧在政治上毫無作為，生活上荒淫透頂，集中地體現了沒落貴族的全部特性。他把政事委任給大學士馬士英，口稱：「天下事有老馬在」 ，自己卻百事不理，整天吃喝玩樂。皇宮內廷里懸掛著他叫大學士王鐸書寫的一副對聯：「萬事不如杯在手，百年幾見月當頭」 ，僅此就可以想見其為人了。一六四四年舊曆除夕，朱由崧不樂，大臣們還以為他是憂慮前方形勢不利或是思念先帝，一個個叩頭請罪。不料朱由崧說出的意圖是，「朕未暇慮此。所憂者梨園子弟無一佳者，意欲廣選良家以充掖庭，惟諸卿早行之耳。」 直到清兵已臨近大江邊，朱由崧還忙於選美女。為了配製房中藥，他還命乞丐捕捉癩蝦蟆，燈籠上大書：「奉旨捕蟾」。所以人們都稱他為「蝦蟆天子」 。
大學士馬士英則乘機攬權，把朝內比較正直的官僚都排擠出去，由自己掌握大權。他又引用閹黨阮大鋮為兵部尚書，互相勾結，公開賣官鬻爵，選用文武官員都有定價。以致當時南京城裡流傳這樣一首《西江月》：
弓箭不如私薦，人材怎比錢財？吏兵兩部掛招牌，文武官員出賣。
四鎮按兵不舉，東奴西寇齊來。虛傳閣部過江淮，天子燒刀醉壞。
又有這樣的歌謠：「中書隨地有，翰林滿街走。監紀多如羊，職方賤如狗。蔭起千年塵，拔貢一呈首。掃盡江南錢，填塞馬家口。」 在一片紙醉金迷的虛幻太平景象中，南京的新貴們一個個有如燕巢幕上，競相經營自己的安樂窩。
為了爭權奪利，朝廷內外狗咬狗的鬥爭花樣翻新，層出不窮。有圍繞所謂北來太子和童妃事件的皇室內部爭鬥；有朝廷上這一部分官僚同那一部分官僚的勾心鬥角；有軍閥們爭奪地盤的兵戎相見。這些鬥爭又往往糾纏在一起，亂鬨哄地鬧得不可開交。這樣的朝廷不僅民心喪盡，就在統治集團中也沒有多大的權威。據史籍載，督師大學士史可法在行間講話，常引用弘光的旨意，大將高傑竟「拂然曰：旨，旨，何旨也。爾曾見皇極殿中有人走馬耶？」大將黃得功「一日伏受詔，語不當意，不待竟即起，攘袂掀案，大詈曰：去，速去，吾不知是何詔也。」 甚至一再發生皇帝指名逮捕的官員一藏入大將兵營，朝廷就無可奈何的怪事。
內部的腐敗和矛盾重重，使弘光朝廷從立國之始就患上了軟骨病。甲申五月，由史可法以大學士身份出任督師，在江北設立黃得功、高傑、劉澤清、劉良佐四鎮，同武昌的左良玉部組成江淮防線，提防大順軍的南下。在吳三桂降清、大順軍受挫的消息傳來後，弘光朝廷欣喜異常，以為可以借清朝兵力摧毀農民軍，然後通過討價還價同清方達成分疆而治的協議。大學士馬士英早在五月間就提出，「因三桂款建，使為兩虎之斗。……今之上策也。」 史可法在疏中也認為，「目前最急者，無逾辦寇矣。」清兵「既能殺賊，即為我復仇。予以義名，因其順勢，先國讎之大而特釋前嫌，借兵力之強而盡殲醜類，亦今日不得不然之著數也。」 這就是貫穿弘光一朝始終的所謂「借虜平寇」的方針。
對於滿洲貴族來說，奪取中原是早已確定的方針。但是，由於滿族人口很少，所能提供的兵員有限，多爾袞等人在入關初期，對於依靠自己的力量究竟能夠佔領和有效控制多大的地盤，並不明確。史載多爾袞剛進北京時，曾說過：「何言一統？但得寸則寸，得尺則尺耳。」 六月初一日，清廷的詔書中還說：
「深痛爾明朝嫡胤無遺，勢孤難立，用移我大清宅此北土。厲兵秣馬，必殲醜類，以靖萬邦。非有富天下之心，實為救中國之計。咨爾河北、河南、江淮諸勛舊大臣節鉞將吏及布衣豪傑之懷忠慕義者，或世受國恩，或新膺主眷，或自矢從王，皆懷故國之悲，孰無雪恥之願。予皆不吝封爵，特予旌揚。其有不忘明室，輔立賢藩，戮立同心，共保江左者，理亦宜然，予不汝禁。但當通和講好，不負本朝，彼懷繼絕之恩，以惇睦鄰之誼。」
但下文也預先埋伏下了借口：「若國無成主，人懷二心，或假立愚弱，實肆跋扈之邪謀；或陽附本朝，陰行草竊之姦宄。斯皆民之蟊賊，國之寇讎。俟予克定三秦，即移師南討，殪彼鯨鯢，必無遺種。」實際上，當時清廷多爾袞等人對南明弘光朝廷，作的是進可以攻、退可以和的兩手準備。
清廷暗伏殺機的這道詔書，對弘光朝廷起的居然只是麻痹作用。他們抓住多爾袞「睦鄰」的橄欖枝，急不可待地派出使團「通好講和」，一心想在共同鎮壓農民革命的基礎上實現南北朝的局面。七月，弘光朝廷派遣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左懋第、太僕寺少卿馬紹愉、總兵陳洪範為使者，攜帶白銀十萬兩、黃全一千兩、緞絹一萬匹作為酬謝清廷出兵的禮物，另封吳三桂為薊國公，犒賞銀一萬兩的誥命，於十八日起程前往北京。北使團出發前，弘光帝曾命大學士會同府部等官，從長酌議同清方談判的條件。大臣們議論紛紛，「或言以兩淮為界。高輔宏圖曰：『山東百二山河，決不可棄，必不得已，當界河間耳。』馬輔士英曰：『彼主尚幼，與皇上為叔侄可也。』」 史可法在疏中也認為：「寧前既撤，則勢必隨以入關。此時畿輔間必不為我所有。」 言外之意，割讓河北乃勢在必行。弘光帝在給使團的指示中，則以割讓山海關外土地、南北互市、許歲幣不得過十萬和會見時不屈膝、不辱命作為談判的起點 。
就在弘光朝廷陶醉於「借虜平寇」的美夢時，清廷由於漢族官紳歸附者越來越多，力量和見識日增，態度也益漸驕橫。多爾袞等滿洲貴族從漢族降官口中得知，江南物產豐盈，民風脆弱，可傳檄而定，不禁食指大動。他們認為與其平分秋色，何如一口獨吞。主意打定，多爾袞就在七月間致史可法的信中，公開指責弘光朝廷是「乘逆賊稽誅，王師暫息，遂欲雄據江南，坐享漁人之利。」並且大加恫嚇：「今若擁號稱尊，便是天有二日，儼為敵國。予將簡西行之銳，轉旆東征，且擬釋彼重誅，命為前導。」 根本不承認弘光朝廷的合法地位。十月，左懋第等到達北京，處處受到冷遇和凌辱。清廷除了把使團帶來的銀幣如數照收以外，對使團提出的通和講好嗤之以鼻。左懋第等人反覆辯解，得到的答覆只是一句話：「毋多言，我們已發大兵下江南。」 十月下旬，弘光朝的北使團毫無結果地起程南返時，內部又發生了驚人的背叛。使團中的陳洪範暗中給清攝政王多爾袞寫信，請求將同行的左懋第、馬紹愉拘留。自己南返後除率領本部兵馬歸順外，還將拉攏左良玉、高傑、黃得功、劉澤清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