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順軍在山海關戰役中的失敗和被迫放棄北京，在全國產生了巨大的反響。農民軍自從崇禎十四年以來幾乎是戰無不利，攻無不克，現在卻在一次關鍵性的戰役中遭到重大挫折，士氣難免受影響。清方旗開得勝，一舉拿下了北京，邁出了多年夢寐以求的進取中原的第一步，自然興高采烈，信心大增。但是，由於大順軍後方的兵員尚多，活動餘地仍然很大；清軍戰鬥力雖然比較強，畢竟受到滿族人口稀少的限制。因此，在大順和清爭奪天下的抗衡中，具有關鍵意義的卻是漢族地主階級的動向。
漢族地主中的許多人，大約從崇禎十六年冬開始，已經看出明王朝大廈將傾的前景。他們在這場社會大動蕩當中倉皇四顧，迫切地尋求新的保護者，見李自成為首的大順政權如日東升，兵鋒所至，風捲殘雲，很自然地便把保護自身利益的希望寄託於大順政權。這也是李自成起義軍進潼關以後，不到半年時間幾乎兵不血刃地就拿下整個黃河流域數千里地方的重要原因之一。
然而，漢族地主們很快就大失所望了。李自成和大順軍的主要領導人，雖然由於自身地位的上升和封建文人的影響而開始逐步地向地主階級轉化，可是這種轉化還沒有達到質變的程度。在基本政策方面，李自成等大順政權的領導人仍然堅持維護農民階級的利益。在階級社會中，一個政權的政策總是要維護某些階級、階層的利益而損害另一些階級、階層利益的。大順政權的經濟政策，特別是它的財政政策，正是在最大限度上維護著農民（可能還有一些中小地主）階級的利益，給地主階級，特別是其中最有權勢的官僚地主以沉重的打擊。當時，大順軍的兵員已達百萬左右，在大片地區內建立了政權，用什麼辦法來籌措這筆龐大的兵餉和行政費用呢？一種辦法是在承認和保護地主階級土地所有制的前提下實行「輕徭薄賦」，這是歷史上許多新建王朝的傳統辦法；另一種是實行剝奪剝削者的農民革命政策。李自成於崇禎十四年到十五年在河南曾提出了「不當差，不納糧」的口號，崇禎十六年初在襄陽建立政權時又具體化為「三年免徵」的政策。是信守這些諾言呢？還是出爾反爾食言以自肥呢？李自成等大順軍領導人堅持了保護貧苦群眾利益的農民革命立場，決定繼續執行暫時（即計畫在三年之內）免除農民賦稅的政策。這樣，一方面要解決龐大的軍餉和日益增多的政府開支，另一方面又要恪守許下的諾言，大順政權的財源就只能依靠沒收明宗室財產、接收所克城鎮官府的微薄庫存、對明朝官紳實行追贓助餉了。三者當中，最後一項是主要的。從現有史料來看，李自成雖然早在河南時就提出過「貪污吏籍其家以賞軍」的口號，但追贓助餉作為一項政策，是在大順軍進佔西安以後才正式形成並且廣泛實行的。這以後，隨著大順政權管轄地區的擴展，遂普遍推行於陝西、山西、河北、京師、山東、河南等地。雷厲風行地執行追贓助餉，使各地官僚地主「如罹湯火」。他們不僅象割卻心頭肉似的被迫繳出貪污盤剝所得的錢財，而且在追贓過程中刑拷相加，縉紳體面掃地以盡。這樣，官僚地主作為一個在各地擁有盤根錯節的潛在實力的階層，政治態度就逐漸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他們原先希冀託庇於大順政權的保護，現在發現這個政權的刀鋒正是對準著自己。嚴酷的事實使他們同大順政權處於不共戴天的敵對狀態。當大順軍在軍事上勢如破竹地向前挺進時，各地的官紳地主懾於兵威，表面上俯首貼耳潛伏忍受，骨子裡卻咬牙切齒，待機報復，即所謂「人人飲恨，未及發也」 。甚至一些被大順政權吸收參加了工作的官僚士紳，也不免產生兔死狐悲、物傷其類之感，對執行這種政策的大順政權的前途表示懷疑。
封建社會中的農民畢竟受到所處時代和地位的局限，在同官紳地主的鬥爭中，他們只能借用原有的政權形式加以懲罰，而不可能運用階級分析的方法把貧苦農民組織起來，對本地的鄉紳劣衿實行有效的專政。於是，在大順政權管轄區內就存在著一種十分微妙的政治形勢：一方面是顯而易見的，農民們如釋重負，意氣風發，沉浸於勝利的喜悅當中；另一方面是潛在的，地主階級在各地的頭面人物雖然被弄得衣冠掃地，但他們所代表的封建勢力卻依然相當強大，在某種程度上講，只有他們才有可能利用各種社會聯繫、習慣勢力把當地的人力、物力調動起來。這就是說，封建社會中的農民由於自身的局限性，即便是在狂飆鶩起的革命高潮中，也不可能產生科學的思想武器，創造出有效的組織形式，用以鎮壓地主階級勢力和保護自身利益。他們的勝利當中就潛藏著巨大的危險，或者說隱藏著失敗的因素。
山海關戰役中大順軍的失敗，特別是全國政治中心——北京的陷落，成了一個重要的信號。各地官紳地主認為時機已到，紛紛發動叛亂。他們殺害或拘捕大順政權地方官員，襲殺當地大順軍駐兵，「榜闖大逆無道罪狀」，「凡逆闖政令一切革去」 。叛亂一旦得逞，原來的明朝官僚立即把握了地方政權，從而實現了地主階級的全面復辟。
現將山海關戰役後兩個月內河北、山東、河南地區發生的官紳地主叛亂情況列製為表，附於本書之後，供讀者參閱。
這些叛亂雖然是分散的，自發的，但都不謀而合地聚集到封建王朝之下。較早發生的叛亂往往以為崇禎帝發喪，恢複明朝年號，甚至抬出明朝宗室相號召，如德州推出宗室朱帥𨨢為「濟王」 ；大同總兵姜瓖也以明棗強王朱鼎氵冊「續先帝之祀」 。等到他們弄明白了大順軍是敗在清兵之手時，就差不多全部歸順了清朝。而靠近南方的山東、河南一些地方的官紳地主，則在清廷和南明弘光朝廷之間搖擺。以滿洲貴族為主體的清廷，在很短的時間裡便能在黃河流域站住腳並且進而推行征服全國的事業，其最主要的因素就是它得到了北方漢族地主，特別是這個階級中最有權勢的階層——官紳地主的支持。
在這些叛亂當中，對農民革命事業危害最大的是那些竊據了大順政權重要職務的文武官僚。如明朝遵化巡撫宋權在李自成進京時拜表投降，被任命為大順政權遵化節度使 。他發動叛亂時，大順軍守將黃錠還被蒙在鼓裡，仍用對上司的禮節對待他，給果倉猝遇害，鎮守軍隊全部被搞光，防禦使、府同知和縣令等下屬文官也被一網打盡 。又如李自成在晉北重鎮大同留了上萬名重兵、由制將軍張天琳負責鎮守，由於沒有解除明朝投降總兵姜瓖等人的軍權，加上防範不嚴，以致姜瓖叛變得逞，張天琳等大順軍將領被刺殺，駐防的軍隊也隨之瓦解，使李自成放棄北京後固守山西的計畫轉眼就落了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