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三月十九日到四月三十日，大順軍在北京一共經歷了四十二天。這是李自成領導的農民起義的極盛時期。大順政權當時管轄的範圍，包括了整個西北、華北、山東·河南兩個全省、湖北·江蘇的部分地區，廣袤數千里。在這個期間，大順政權及其領導人的活動情況究竟如何，關係到對這一政權的認識、它失敗原因的分析，以及對李自成、大順軍的評價等一系列重大問題。過去的一些著作常常在缺乏對當時全貌進行深入研究的情況下，就輕率地接過南明和清初封建統治階級的誣衊之詞，對李自成為首的農民軍濫加指責。有的則為李自成和他領導的大順軍的所謂「腐化」而嘆息。然而，歷史是公正無私的，它不允許用階級偏見和主觀臆測來代替事實真相。那麼，真相究竟是怎樣的呢？
我們首先要指出一個基本的也是人們往往忽視的事實：大順軍在北京的四十二天可以分為兩段，前一段從三月十九日起，到四月初十日得到山海關戰報為止，計二十二天；後一段從緊張準備出兵，中經山海關戰役，再到主動放棄北京，共二十天。既然人們普遍地認為招致大順軍在山海關大敗的主要原因，是入京以後的追求享受，喪失戰鬥意志，那麼問題的熱點自然應集中到前一階段的二十二天。我們且不說一支朝氣蓬勃的軍隊，竟然在短短的二十二天里便腐化得不能打仗，聽起來是多麼令人難以置信，也不說某些論著為了證明大順軍在北京急劇「腐化」，而在材料上不得不借重當時敵對勢力所編造的污言穢語。還是先來看看在這段時間裡，大順政權究竟幹了些什麼事情吧。
大致來說，大順政權在這段時間內的活動主要有以下幾項：一、迅速地穩定京師的人心和社會秩序；二，接管和清理明王朝的中央機構，對數達二、三千名的明朝官僚進行甄別，或予錄用，或加懲辦；三、向黃河中、下游的廣大地區派設地方官，於戰略要地派駐軍隊，以建立政權，穩定地方；四、抽調部分軍隊沿運河南下，試圖打通漕運道路並為爾後的大舉南征作準備；五、籌備即位典禮，制定一統之規，草擬政策、法令、儀注；六、清點府庫倉儲，沒收皇宮、宗室、勛戚、太監的財產，對貪污官僚進行追贓助餉；七、著手解決土地問題；八、打擊太監和廠、衛；九、問民疾苦；等等。現分述如下：
一、穩定社會秩序
大順軍入京之初，便迅速地穩定了局勢，恢複了北京居民的正常生活秩序。由於北京是明王朝長期統治的巢穴，是達官貴人、三教九流彙集的地方，要做到這一點並不太容易。大順軍的領導人深知，北京的局面如何，對各地的影響關係重大。因此，首先便是嚴肅軍紀，解除一般居民因明王朝的反動宣傳而產生的疑懼心理。趙士錦在大順軍進城時是明工部官員，他根據親眼目睹記載說，大順軍進城之後，鑒於官軍停止了抵抗，立即就「不殺人了」。義軍戰士「俱白帽青衣，御甲負箭，啣枚貫走。」百姓「有行走者，避於道旁，亦不相詰」，絲毫不加侵犯。為了防止反革命勢力的敵對活動，義軍「添設門兵，禁人出入；放馬兵入城，街坊衚衕無不至者，但不抄掠。」在數以萬計的入城大軍中，個別違反紀律的現象自所難免，但一當發現違紀事件時，大順軍領導就毫不手軟地秉公執法。趙士錦就記載說：「賊初入城，有兵二人搶前門鋪中綢緞，即磔殺之，以手足釘於前門左柵欄上，予目擊之。」 當時在北京充當明給事中塗必泓記室的徐應芬（署名聾道人），在其著作中雖然提到個別義軍戰士有貪圖便宜暗中竊取銀錢的現象，但他仍然不得不承認：「至淫、奪、斬、殺之事，則猶未見也。」 當時也在北京的陳濟生，一方面在他的書中記載大順軍進城後，「商民仍舊張肆。兵淫掠者有禁，民搶攘者有禁，城軍下城者有禁，犯者立死，斷頭截體，縱橫衢道，雖觸目悚惻，而人情稍帖。」另一方面又編造了許多謠言，硬說大順軍在京師姦淫婦女，乃至於「安福衚衕，一夜婦女死者三百七十餘人，慘不忍言。」 然而，當時亦在京師的明左諭德楊士聰，雖然因為妻子和二妾自縊、愛女投井，對大順軍充滿了仇恨，但他在《甲申核真略》中，還是比較實事求是地指出了大順軍「軍紀不行」是四月二十六日從山海關敗回京師以後的事。「若二十六日以前，則絕無此等。坊刻稱賊於四月初七日淫掠婦女，一日夜安福衚衕死者三百七十餘人，大屬妄語。事之所無，雖在逆賊，詎可誣乎？」直接有力地批駁了陳濟生所散布的謊言。
由於大順軍在加強對京師的控制的同時，又注意約束軍紀，故當時北京的社會秩序是良好的。大順軍在普通居民中享有很高的威信，如楊士聰記載說：「都人嫁女於賊營者甚多，甚以為榮。」甚至在李自成親自統率大軍前往山海關討伐吳三桂，京師的守備力量大大削弱的時候，依然保持了局面的安定。這也說明大順軍為穩定京師社會秩序所作的努力，收到了顯著的效果。
二、接管和清理明朝廷各衙門
大順軍進京時，明朝在京官僚大約有兩三千人，其中只有二十幾個人自殺，甘心充當朱明王朝的殉葬品，對剩下的一大批人員如何處理，是個政策性很強的工作。大順政權在三月十九日發布的命令說：「文武各官，於次日投職名，二十一日見朝。願為官者量材擢用，不願者聽其回籍。如有隱匿者，歇家、鄰佑一併正法。」
命令一公布，一些熱衷仕途的官僚爭先恐後地報名；一部分心懷觀望的官僚，也在長班隨役的督促下前往應點。二十一日，「報名各官，青衣小帽於午門外匍匐聽點。平日老成者、儇巧者、負文名才名者、嘵嘵利口者、昂昂負氣者，至是皆縮首低眉，植立如木偶，任兵卒侮謔，不敢出聲。亦有削髮成僧、帕首作病，種種醜態，筆不盡繪。」 二十三日，劉宗敏、牛金星又在五鳳樓（即午門）前，傳各營在押官員入朝聽選，按姓名冊唱名。首批錄用的就有九十六人，「用者出東華門赴吏部聽選，仍長班家人相隨，無防押之人；不用者仍發營看守。」 二十六日，又選用了一批。
李自成等大順軍領導人深知明朝吏治腐敗，特別是那些佔據要津的高官顯宦，不僅是明王朝反人民政策的策劃者，而且絕大多數是貪污成性者。因此，決定三品以上的文武大僚一般不予錄用，發往各營追贓助餉 ；四品以下的官員則分別情況，多數授職，讓他們自動捐銀助餉，少數劣跡昭彰的也發到各營追贓。
大順政權在對待明朝官員的問題上，也有處置不當的地方，它的革命性大大地超越了必要的策略性。這不僅表現在匆匆忙忙地大搞追贓助餉的不合時宜（這點在下面還將講到）；而且在安排降官職務上也過於拘謹。在數以千計的明朝官員出於種種原因而倒向大順政權的時候，在各地明朝官僚正密切注視新興的大順政權如何對待自己這一流人物的時候，李自成等起義軍領導人，本來應當在注意防範的前提下，採取先包下來然後逐步清洗的辦法，卻沒有這樣做。李自成在北京時重用的文官除牛金星、顧君恩外，其他也多是明朝的降官，不過投順得稍為早一點罷了。大順政權後期一個明顯的不足，是缺少一批對全國形勢有真知灼見，能夠統籌全局，提出恰當的戰略方針的人物。相形之下清廷卻要高明得多，它在入關以前就網羅了范文程、洪承疇這樣一批「引路人」，在決定戰略方針時非常注意徵求他們的意見；入關以後，對明、順兩個政權的官員一概收攬，還多次命令已經投降的漢族官員推薦人材，動員他們寫信招降。在北京投降過大順政權的明朝官僚中，並不缺少有才能的人，其中有的後來被清廷選拔為六部首腦甚至大學士。大順政權在北京期間，規定了文官受武將節制的制度，只注意到出身於起義農民的將領居於支配地位，卻沒有注意發揮降官的作用，這不能不說是策略上的一個重大錯誤。
三、接管地方
鑒於明王朝在黃河流域的統治已經土崩瓦解，大順軍的領導人不失時機地任命了大批官員到各地去接管地方政權，把這些地區置於大順政權的管轄之下。當時派遣官員的方式有兩種，一種是在大順軍進軍過程中，由統兵大將直接從隨營文士中或當地降官、知識分子中選充；另一種是在大順軍進入北京後，由吏政府從明廷投降官僚和科舉取士中選派。大順軍在北京期間，任命的地方官相當多，山東全境幾乎都建立了各級政權機構，江蘇北部也派設了官員。劉尚友在《北還紀變》詩中說：「正擬次第舉，設官遐邇均。」下注大順政權「設官東至淮，西至蜀。」 連同襄陽、西安時期任命的地方官員一起，作這樣的描寫是符合實際的。在這樣廣闊的地區內建立起從屬於農民革命的政權，不僅是空前的，也是絕後的，在我國歷史上確實是光彩奪目的一頁。大順軍在山西、河北、山東以及豫東、蘇北建立的地方政權，為時雖然短暫，卻不可等閑視之。它的意義在於：在整個黃河流域和部分長江流域的大地上推翻了明王朝的反動統治，通過各級政權機構推行了大順農民革命政策，如三年免徵、平買平賣、追贓助餉，以至於著手解決土地問題的均田政策等，無情地打擊了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