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成起義軍為什麼能夠在這樣短的時間裡幾次粉碎官軍的大規模圍剿，把明王朝的腹心地區河南變成起義軍的前進基地呢？除了這裡的階級矛盾極度尖銳，崇禎十三、四年的嚴重災荒以及起義軍經過長期鬥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等因素以外，最根本的原因還在於李自成起義軍的階級屬性，決定了它的宗旨是反對地主階級的暴虐統治和殘酷壓榨，以解民倒懸為己任。因此，他們能夠得到河南廣大人民的衷心擁護。
當時，河南遭受連年大災，人民生活十分困苦。起義軍所到之處，廢除了明政府的逼比錢糧，提出了「不當差，不納糧」的口號，同時「撫流亡，通商賈，募民墾田，收其籽粒以餉軍」 ，使貧苦群眾能夠安心生產。義軍對貪官污吏和豪強富室實行「籍其家以賞軍」 的政策，既打擊了官僚地主，也彌補了軍隊的食用。在起義軍內部從上到下實行了平均主義的供給制度，同心同德地度過難關。「所掠金帛、米粟、珠貝等物俱上掌家；凡支費俱出自掌家，但報成數。請食不足，則均短之。人不能囊一金，犯者死」 。精兵是作戰的主力，每天吃三頓飯；其他士卒和家屬只吃兩頓。連李自成這樣的統帥人物，也在飯食上「粗糲與眾共之」 ，穿著方面「衣帽不異人」 ，混在戰士當中都使人難以識別。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到，在明末農民大起義中平均主義包含了兩方面的內容：其一是「對極端的社會不平等，對富人和窮人之間、主人和奴隸之間、驕奢淫逸者和飢餓者之間的對立的自發的反應」，正如恩格斯所說的，「這種自發的反應，就其本身而言，是革命本能的簡單的表現。」 從李自成初起事時「率本地少年挖人藏粟，散糧於眾」 ，到崇禎十四年以後攻克洛陽，義正詞嚴地斥責福王朱常洵等「王侯貴人剝窮民」，「富甲天下」而「不肯以一絲一粒賑濟百姓」，處死福王后大開福邸倉囷「令飢者以遠近就食」，對其他「貪污吏及豪強富室」也「籍其家以賞軍」 ，都體現了農民們要求剷除被剝削者同剝削者之間極其尖銳的貧富對立的平均主義思想。千百萬農民正是在這種當時「最革命的思想」 鼓舞下呼嘯前進，向吃人的封建統治階級展開了拚死的搏鬥，創造了驚天動地的業績。否定和貶低封建社會中起義農民的平等、平均思想，不論其主觀動機如何，實際上都必然導致抹煞農民革命的正義性，自覺或不自覺地充當地主階級封建統治的辯護士。其二，起義農民的平均主義思想也體現在起義軍內部的供給制度方面。他們所採取的原始共產主義分配方法是當時歷史條件的產物。既然農民們憎惡社會上的貧富懸殊，他們要求在自己的隊伍當中把生活上的差異縮小到最低限度也就是很自然的事。
起義軍的鮮明階級屬性還表現在它紀律嚴明，嚴禁搶掠民間財物、隨意殺人和調戲婦女。張岱記載說，起義軍所過之處「秋毫無犯。自成下令曰：殺一人者如殺吾父，淫一女者如淫吾母。」 進攻開封時，李自成也發布過命令：「窩鋪內藏匿婦女者斬。」 義軍作戰時的軍令也極其嚴格，令行禁止，「臨陣無得反顧」，「前者死，後者繼進。」 攻城時為了實施爆破或拉崩，命令軍士派人沖往城下鑿取三塊牆磚，完成任務的回營休息，不足數的正法。儘管城上矢石交下，戰士們仍然奮勇攻城。
起義軍的這些優良作風同明王朝官軍的無惡不作形成了鮮明的對照。河南人民從事實當中認識到李自成起義軍是自己的真誠保護者，由衷地歡迎和支持起義軍。如史籍所說：
「朝廷方急獻賊，竭天下之兵馬錢穀專向一獻賊。賊自成乘間養勢，勢遂大。又能假仁愚百姓，百姓當他賊過，人畜巢卵靡有孑遺，即官兵過亦不下賊。惟闖賊過則家室完好，畝禾如故。百姓竟德之，竟多歸附，勢益大。」
「賊令嚴明，將吏無敢侵略。明季以來，師無紀律，所過鎮集，縱兵搶掠，號曰『打糧』，井裡為墟。而有司供給軍需，督逋賦甚急，敲朴煎熬，民不堪命。至是陷賊，反得安舒，為之歌曰：『殺牛羊，備酒槳，開了城門迎闖王，闖王來時不納糧。』由是遠近欣附，不複目以為賊。」
封建文人的筆下能出現這樣接近實錄的描寫，確實是難能可貴的。它清楚地表明，李自成起義軍其所以能所向無敵，根本原因是代表了人民的利益。朱明王朝自居正統，把起義軍斥之為犯上作亂、十惡不赦的盜賊，老百姓卻基於自己的親身感受根本不信這一套。他們的心是向著起義軍的。史籍中保留了一些河南人民支援起義軍的片段記載，例如：「初，賊之至他邑，有候於途者，有餉之糧者，有貽之弓箭者」 。崇禎十四年十二月十六日，左良玉所統官軍「冒雪行抵裕州」，當地「士民皆潛伏女牆，澆水凍城，為賊堅守，即粒糧根草呼之不應，與價亦拒。」 由此可見，李自成起義軍在河南的擴展決不是偶然的，更不是某些封建史籍中以「虛聲煽動」等誣衊之詞所能解釋的。它歸根結底反映了李自成起義軍，是農民階級為了反對地主階級及其政權的壓榨而組織起來的革命武裝，表達了人心所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