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禎十年以後，活動在中原地區的各支義軍經歷了一個時分時合的過程。後來，一部分集中在湖北鄖陽、襄陽附近，形成了以張獻忠、羅汝才為核心的集團；另一部分活動於安徽、河南、湖北三省的交界地區，最後形成了以老回回馬守應、革里眼賀一龍、左金王賀錦、治世王劉希堯、爭世王藺養成 五營聯合作戰的比較穩定的集團，這就是所謂「革、左五營」。
革、左五營的實力相當可觀，當時任明朝安、廬、池，太巡撫（簡稱皖撫）的鄭二陽在奏疏中說過，「革、左之狡橫不下於獻、操，善戰者不止數萬。」 他們主要是依託大別山脈（史稱英霍山區）開展鬥爭。這裡形勢險要，且在戰略上佔有重要地位：東面對明王朝的陪都南京構成威脅，東北方向則是鳳陽皇陵，西面同張獻忠、羅汝才等部義軍相距不遠，可以收到相互呼應的效果。五營作戰機動靈活，使官軍常常處於被動。史載：「回、革善購土人為間諜，星卜市販之流多為所用。官兵多則竄伏，少則迎敵。搜山清野則突出郊關，及列陣平原又負險深箐。賊為主，兵反為客，是以多敗。」 明廷為了保衛南京和鳳陽、泗州祖陵，指定朱大典、史可法等人集結軍隊加意防守。這就牽制了官軍的力量，客觀上對其他各支義軍是個有力的支援。
崇禎十三年冬，當楊嗣昌集中兵力追擊張獻忠、羅汝才等部義軍的時候，朝廷拿不出足夠的兵力來對付革、左五營。明監軍道楊卓然就親自跑到潛山、太湖山區，面見五營領袖，企圖以口舌之功誘使他們接受朝廷的招降。五營領袖回答說：「吾等皆有絕世之才，朝廷無所用，余故皆因饑荒為盜。若國家處置得宜，焉知不可為忠義之士乎？且吾聞劉國能、李萬慶十餘營前後歸誠，為國家效死，戮力行間，顧余獨不能乎？但吾眾且十萬餘，置之何地？而主之何人？餉從何出？而以何等官爵待吾也？」 楊卓然答應一面轉報朝廷，一面指定黃州府屬山區為革、左五營的安插地，以蘄水（今湖北省浠水縣）、廣濟、蘄州加派的新餉給之，號曰「新民」 。雙方一度暫時停止了軍事行動。
到崇禎十四年，明廷因種種顧忌，在招安問題上猶豫不決；李自成和張獻忠部義軍又在這年初取得了攻克洛陽、襄陽的驚人戰果，農民戰爭業已轉入高潮。革、左五營領袖才又重整旗鼓，開始了主動出擊。《懷陵流寇始終錄》卷十四說：「革、左稱降，劫掠自如。楊卓然每掩覆之以自解。及襄陽、洛陽皆破，闖、獻並橫，革、左大肆攻剽。詔諭兵部：革、左肆毒，掃蕩無期，必分地責成，庶克底定。今命劉元斌扼光山、固始，盧九德控潛山、太湖，宋一鶴截蘄州、黃州，鄭二陽駐廬州，牟文綬防鳳陽、泗州，錢中選護承天，張懋爵往來潁州、壽州、亳州、宿州稽核功罪，楊卓然贊畫搜剿，朱大典進總督，節制各路撫鎮等官進兵英山、霍山，專理督剿。」
崇禎十五年，革、左五營一度向東進軍，連克巢縣、含山、全椒等縣，兵鋒直指南京。後來又同張獻忠部義軍配合，攻取六安、霍丘、無為、廬州等府州縣。明安廬巡撫鄭二陽、鳳陽總督高斗光因此被革職逮問。這年十月，李自成和羅汝才聯軍粉碎了孫傳庭的進攻之後，已經在河南站穩了腳跟。革、左五營乃決定離開安徽，北上河南同李自成、羅汝才聯營。史籍中保存了五營移往河南時的一些情況，如《新蔡縣誌》記載：革里眼「引兵數萬來投闖賊，經蔡城北，甲兵精驍，自卯至酉，行營未盡。」 《沈丘縣誌》也說：「十月初三日，流寇老回回、左髻王、格料雁、一斗谷等由固始、新蔡而來，如風雨驟至。」 這些描述說明五營的兵力是相當雄厚的。他們來到河南同李自成、羅汝才部匯合，是明末農民戰爭中各支義軍由分散作戰，走向統一的一個重要標誌。
在粉碎孫傳庭部的進剿以後，李自成等人曾經準備乘勝尾追，奪取陝西。革里眼賀一龍卻提出，汝寧的兵馬還很多，不可輕視。李自成也「恐諸軍議其後」 ，於是決策向汝寧進兵。閏十一月初七日，李自成、羅汝才、革、左五營分道由上蔡、舞陽向汝寧進發。十三日，義軍完成了對汝寧的包圍，開始攻城。楊文岳以保定兵守西城，監軍孔貞會以四川兵守東城。明崇王朱由樻知道起義軍勢大難守，唯恐落到福王和唐王的下場，主張開門投降，被楊文岳阻止 。十四日，起義軍戰士用門板遮蔽矢石，直逼城下，四面立雲梯如牆，一鼓百道並進，攻克了汝寧府城。明保定總督楊文岳、監軍孔貞會都當了俘虜。李自成親自審問楊文岳，楊堅持反動立場，破口大罵。自成大怒，命人縛至城南三里店用火炮轟斃。明崇王朱由樻及他的弟弟河陽王朱由材、世子朱慈輝投降 。自成封朱由樻為襄陽伯，不久，連同他的親屬一起處死於河南泌陽。
這樣，從崇禎十三年秋季李自成起義軍進入河南到十五年閏十一月，在短短兩年多的時間裡，義軍不僅基本上掃滅了河南境內的官軍（明政府所能控制的地方只剩下黃河以北的懷慶、衛輝、彰德三府和豫東少數州縣），而且多次粉碎了明廷調來的精銳援軍，從而為爾後徹底推翻明王朝的統治奠定了基礎，戰果是極其輝煌的。
汝寧戰役之後，起義軍確立了對河南大面積土地的有效控制，在政策上也有了相應的變化，開始了「守土不流」的新階段。主要表現在：一、義軍對佔領地區不再棄而不守 ，而是留下一部分軍隊駐守和屯田，同時派設地方行政官員。二、在流動作戰階段，起義軍將士的家屬隨軍行動，給作戰帶來一定困難；這時開始把家屬留在某些城鎮 ，從而提高了義軍的作戰能力，也加強了它的正規化。三、在知識分子的問題上，過去只需要為數不多的文人充當顧問、軍師，參與謀劃和辦理文書事宜；建立地方政權以後則需要大批有文化的人充當官吏。有的史料說，李自成在河南時已舉行了科舉，「自水渰汴梁，援兵覆沒於朱仙鎮，乃蓄大志，假仁義愚天下，禁殺掠，諭民歸業，選士用人，……先期榜示曰：『有不預試者屠其家。』不得已皆出。試之日，有憤激為文大罵者，有感傷為文痛哭者，有畏禍勉應故不成章者。自成怒曰：『我剪爾輩如刈草，但我方施仁義，且殺之不武。只殺其罵與哭者，其故不成章者皆裁去耳鼻，俟一統開科禁錮終身。』」 從幾個月以後，李自成在湖北襄陽、荊州、承天，德安四府派設的地方官員有許多是河南籍的舉人、生員來看，可以證明義軍領導人在河南時已經注意大量吸收知識分子。四，隨著守土政策的提上日程，許多新的問題都迎面而來，如恢複社會生產和解決農民生活問題，政府和軍隊的經費與糧餉問題，等等。從有限的材料當中可以看出，李自成等起義軍領導人在這些方面都採取了一些措施，只是事屬草創，難以劃一。「守土不流」局面的出現，是雙方軍事力量對比改變的結果，不能單純地歸結為義軍領導人在政策上的變化。歷史早已證明，當客觀條件還不具備的時候，即使在理論上設想出最完美的政策，也只能是無濟於事的空談。上面我們已經指出，早在崇禎十四年正月，李自成攻克洛陽時就「置官留銀」，募兵設守，結果碰了釘子。這以後總結教訓，改為破城下邑拆毀城牆的策略，使義軍在最大限度內發揮了運動戰的威力。軍事上的一連串重大勝利，創造了建立地方政權的可能性，義軍領導人不失時宜地抓住了這種時機，從崇禎十五年底開始在河南派設地方官員，為此後不久襄陽政權的創立奠定了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