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都洛陽乃豫西重鎮，是明朝福王建藩之地。福王朱常洵是明神宗的寵姬鄭貴妃所生。子以母貴，朱常洵自然受到神宗的特別偏愛。在萬曆後期圍繞著立太子的一場激烈鬥爭中，朱翊鈞拗不過朝野輿論，被迫同意立皇長子朱常洛為太子。立愛子常洵的初衷既不能實現，他和鄭貴妃就多方在經濟上給常洵以優遇，不僅大量賜給宮中積累的財物，而且對於福王請乞的莊田、行鹽、商稅等也無不「朝報而夕可」。朱常洵就藩洛陽，同明初以來分封的諸王相比在時間上雖然要短得多，但擁有的財物卻是「富甲天下」。福王在洛陽所過的窮奢極侈的生活，同當時河南人民所受的災難形成了鮮明的對照。一道福邸宮牆隔出了兩個世界：牆內是紙醉金迷，說不盡的豪奢糜費；牆外卻是凄涼愁慘，無異鄷都地獄。這種人世間極端不合理的醜惡現實理應結束，它果然在起義農民鐵拳的打擊下結束了。
李自成起義軍在攻克宜陽、永寧、盧氏、偃師、靈寶、新安、寶豐、魯山、郟縣、伊陽等縣的過程中，不僅掃清了洛陽的外圍，也使大批新參加義軍的戰士得到了初步的作戰訓練。義軍在豫西的發展，使統治者如坐針氈，惶惶不可終日。當時居住在洛陽的明南京兵部尚書呂維祺，在給福王的一封信里對形勢的危急有如下一段描述：
「三載奇荒，亘古未聞。村鎮之餓死一空，城市皆殺人而食。處處土賊盤據，加以流賊數萬陰相結合，連破魯山、郟縣、伊陽三縣，又六日之內，連破宜陽、永寧二縣。賊勢洶湧，窺洛甚急。無堅不破，無攻不克。且饑民之思亂可虞，人心之瓦解堪慮。況撫台大兵無一至，雖有操、義二兵，亦無糧餉，及城頭垛夫又皆鬼形鳩面而垂斃者。城中一無可恃，有累卵朝露之危。」
他一方面建議福王，敦促河南巡撫李仙風急派軍隊來洛陽加強城防；另一方面又指出官府庫藏如洗，要求福王為自己的身家性命著想，拿出錢來解決軍隊的糧餉。呂維祺特別舉出宜陽、永寧二城被起義軍攻破的事作為前車之鑒。兩座城裡的宗室官紳，「悠悠忽忽，靠天度日，一籌不畫，一錢不舍，一言不聽，今雖噬臍，嗟何及矣。」 希望朱常洵不要充當眼光短淺的守財奴，最後落到噬臍無及的地步。可是，朱常洵偏是個愛財如命的人，根本聽不進去。
崇禎十四年正月十九日，李自成部義軍進抵洛陽北門，開始攻城。守城的官軍知道福王府庫里的金錢財物堆積如山，卻叫自己餓著肚子去守城，一個個憤憤不平。有的士兵公然在路上大罵：「王府金錢百萬，饜粱肉，而令吾輩枵腹死賊乎？」 當李自成兵臨城下時，守城的官軍士兵以至一部分中下級偏裨都毫無鬥志，迅速地轉到了起義軍方面。二十日晚，總兵王紹禹的部卒在城頭起義，逮捕了明兵備副使王胤昌，大開城門迎接起義軍進城 。二十一日凌晨，義軍佔領洛陽全城。福王朱常洵和世子朱由崧慌忙逃出王宮，躲進迎恩寺。在義軍搜捕時，朱常洵被活捉，世子朱由崧鑽空子逃脫，這就是後來在南京登極的弘光皇帝。明南京兵部尚書呂維祺也被俘獲。當押解這批吸血鬼向起義軍領袖獻俘時，朱常洵向呂維祺大叫：「呂先生救我！」呂維祺也哀嘆：「我命亦在頃刻。」他從封建綱常出發，勸朱常洵別忘了自己是當今皇上的親叔，「毋自屈」，得裝出個樣子來 。可是，貪生怕死的朱常洵一帶到李自成面前即嚇破了膽，「色怖，泥首乞命」 。李自成端坐殿上親自審問這位朱明王朝的親王，怒斥道：「汝為親王，富甲天下。當如此饑荒，不肯發分毫帑藏賑濟百姓，汝奴才也。」 命左右打他四十大板，梟首示眾。當審訊呂維祺時，李自成不無諷刺意味地說：「呂尚書今日請兵，明日請餉，欲殺我曹，今定何如？」下令處死了這個反動官僚 。接著，響亮地向洛陽的貧苦群眾宣布：「王侯貴人剝窮民，視其凍餒，吾故殺之，以為若曹。」 李自成的話鮮明地表達了他所領導的起義軍的革命宗旨，對於動員人民起來同朱明王朝作拚死的搏鬥是個有力的號召。
在經濟方面，起義軍沒收了福王府中金銀財貨和大批糧食、物資，發布告示大賑饑民，令飢者遠近就食，得到廣大群眾的熱烈擁護。史載：
「遠近饑民荷旗而往應之者如流水，日夜不絕。一呼百萬，而其勢燎原不可撲。自是而後，所過無堅城，所遇無勁敵，諸將皆望風走。即秉鉞者以名節自許，不過以身予敵而已矣 」
除了開倉濟貧以外，起義軍還把大批金錢物資運往山區，充作軍用。剩下的金銀財物，李自成在準備移兵攻取開封時，委派原洛陽的一名書辦邵時昌為副將，用以募兵守城。同時授官的還有洛陽生員張旋吉、梅鼎盛等人 。邵時昌等受命後，即「募人為兵，月給銀五兩。饑民趨如鶩。簡五百人，用賊旌旗列營城上。」 二月，明河南巡撫李仙風探聽到義軍已經轉移，才領兵來攻洛陽。城破，邵時昌等為李仙風所殺。
李自成指定人員募兵設守洛陽，是義軍在佔領區內建立政權的嘗試。順治《河南府志》說：「賊置官留銀，妄意作開國始基。」 李自成攻克洛陽時，雖然不一定就有了開國建號的計畫，但是這個措施至少說明義軍已經開始注意到了建立自己地方政權的問題。人們或許會說，任命一個剛剛投降過來的明朝吏員，負責洛陽這樣重要城市的防守事宜，未免有同兒戲。李自成部義軍的實力當時還相當有限，兵員雖有數萬人，但骨幹部分只有千人左右，不可能分派主力部隊擔任防守。李自成等起義軍領導人何嘗不希望自己能有一塊立足之地，既可安置隨軍家屬，又可取得比較穩定的人力、物力補充。無奈主觀願望擰不過客觀上強弱異形的力量對比，只有繼續通過反覆的運動戰殲滅官軍的有生力量，才有可能在地方上站住腳跟。洛陽失守以後，李自成清醒地估計到自己的力量，所以直到崇禎十五年秋，戰局發生根本變化以前，再也沒有勉強去做自己的力量達不到的事情 。他「破城下邑，棄而不守」，每次部隊轉移之前，都下令將攻克城池的城牆拆毀，叫做平城，目的是防止官軍再度據以抗拒 。歷史已經證明，李自成的這種策略是完全正確的（張獻忠起義軍在這段時間裡，也採取了「夷其城」的措施，表明張獻忠對客觀形勢同樣地作了清醒的估計），它保證義軍能夠集中兵力，靈活機動地奪得一次又一次的勝利。如果不帶先入為主的偏見，真正從歷史實際出發，我們就不能不承認，沒有這一階段的流動作戰，也就沒有崇禎十五年冬季以後，李自成、張獻忠在大面積土地上建立農民革命政權的局面。
李自成、張獻忠起義軍的連克洛陽、襄陽，具有重大的意義。它表明經過十幾年的鬥爭鍛煉，起義軍已經成長壯大起來，積累了比較豐富的鬥爭經驗，力量對比的優勢和作戰的主動權正在逐步地轉到起義農民手中。崇禎十三年以前，各部起義軍都沒有攻佔過大城市（鳳陽是一個特殊的例外，而且鳳陽雖是明朝中都，政治地位很高，城市規模卻並不算大），明朝的藩王也沒有被俘殺的。而在崇禎十四年初的一個月之內，起義軍連克洛陽、襄陽兩城，殺福、襄二藩。戰役的勝利，不僅繳獲了大批金錢財物和軍械，增強了起義軍的實力，更重要的是在政治上所造成的深遠影響。一方面，它使起義者進一步認識到了自己的力量，提高了勝利的信心；另一方面也暴露了明朝貌似強大、實際卻虛弱不堪的本質。朱由檢得到洛陽被攻破、福王被殺的消息，在召見閣臣和禮、兵二部、科臣時，大哭道：「朕不能保一叔父。」 「御袖為濕」 ，諸臣只好俯伏請罪 。史料又載，此後的一天，朱由檢去朝見其庶祖母劉太妃，坐下不久就打瞌睡，一覺醒來感到有失體統，忙向太妃道歉說：「神祖時海內少事，至兒子苦枝梧多難。兩夜省文書未嘗交睫，心煩懣，輒廢餐。自以年才逾壯，為國事磨耗，蚤困劣。在太妃前惽然不自持一至此。」「太妃為之泣下，上亦汍瀾者久之，諸宮人莫能仰視。」 這個小故事形象地說明了，在起義農民的打擊下，明王朝最高統治者已經陷入了極大的苦悶之中，昔日的美好安寧成了不堪回首的往事。他們建築在勞動人民血汗和白骨之上的樂園已經動搖，歡笑的日子確實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