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禎十四年（一六四一年）是明末農民戰爭進入高潮的一年。這年初，李自成起義軍攻克洛陽，張獻忠起義軍奇襲襄陽，標誌著起義軍同明官軍之間的力量對比開始發生了變化，從此義軍所向無敵，明王朝的覆滅已成定局。
滴水穿石，非一日之功。李自成部義軍的攻克洛陽和在河南的大發展，並非僥倖或偶然而得。從崇禎十一年到十三年的兩年時間內，李自成部義軍往來活動於湖北、四川、陝西三省交界地區，經歷了艱苦卓絕的鬥爭。崇禎十三年夏，明王朝調集的官軍逐漸向這一地區集中，對張獻忠、羅汝才、李自成等部義軍的壓力不斷增大。李自成就在這年的六、七月間，由湖北房縣地區出發，取道陝西平利、洵陽、商州進入河南的淅川、內鄉一帶 。
這裡有必要敘述一下以李自成、張獻忠為代表的明末農民戰爭大發展的背景。根據許多地方志中保存的材料，崇禎十三年的災荒是特別嚴重的，幾乎遍及全國，不少地方竟至於顆粒無收，饑民大批死亡。災荒的形成，除了這年氣候惡劣，連續幾個月乾旱、蝗蟲為害以外，明廷的加派剿餉、練餉迫使農民逃亡，造成農業生產的急劇萎縮，也是重要原因之一。舉例來說，崇禎十四年武安（當時屬河南彰德府，今屬河北省）知縣竇維輅在疏中報告：「本縣原編戶口一萬三十五戶，今死絕者八千二十八戶；原編人丁二萬三百二十五丁，今逃死者一萬八千四百五十丁。通計本縣正派條銀、新、舊、練三餉共銀四萬四千七百九十五兩，漕米二千三百四石，遼米豆共一萬二千五十三石，臨清倉米六百八十八石，祿米八百四十二石。加以三年壓欠，應徵不下十餘萬。」以殘存的二千戶、一千八百餘丁，承擔這樣巨額的賦稅自然是不可能的，其他的農民除了死掉的以外，「居他鄉者，只懼糧差重累，不敢承種田畝。即來歲豐稔，有土無民，依然荒蕪。」 關於災荒的嚴重性，由於材料太多了，這裡只著重談談河南省的情況。
河南是明帝國的腹心地區，也是當時社會階級矛盾最尖銳的地方之一。明王朝在這一個省里分封了七個藩王，加上官僚地主的巧取豪奪，造成了土地高度集中，農民如牛負重。在明末多事之秋，頻繁的軍隊調動、官差的往來，更使河南這塊四通八達之地首當其衝。連年的大旱、蝗災，把河南變成了赤地千里。明政府在這樣大荒之年，仍然毫不放鬆追逼錢糧。掙扎於死亡線上的農民，除了奮起反抗之外沒有任何出路。
保存下來的一些記載可以構成一幅幅觸目驚心的圖畫：
「至己卯（崇禎十二年）旱、蝗，自秋至明年不雨。其年庚辰（崇禎十三年）又蝗，僅能種而禾實不稔。斗米直可千錢，民間素所藏蓄者一時搜掠都盡。瓜果棗柿不待□而殘，漸及草根、木皮、糠秕、山蔬，侈雲富貴家糧也。十月之交，環輝山皆盜，以人為糧。千夫長擒來戮諸市，人爭啖之。至二之日大寒，人益困，有父母食子女者，子女食父母者，夫妻、兄弟、朋友、鄉鄰互相食者。餘人之衣冠動靜猶昔，性情驚疑為豺狼。過歲春事益奇，人死已歸土，丘壠欲乾，取厭朝飢；未成人孺子轉盼不見，則已在釜中矣。孀婦單丁，誘殺充食者無寧日。輝之四圍，村落並無，居人十存一二者皆住郊關。每中夜徬徨，或聞呼號啼救之聲，皆奸人用計噬人，人每不敢救。食肉多爨人骨，間亦有以人頭顱灰作面同人汁噉者，余骨棄野外。首骨如東陵瓜壘壘無算，特少蔓耳。脅臂小骨，狼藉於道，每郊行，足履於上，搰搰有聲，如在麻秸上。傷心酸鼻，嘗不忍過。」
一個當時在鄉的反動官僚描寫那時河南的情況說：
「今流亡滿道，骴骼盈野。陰風慘鬼燐之青，嘯聚伏林莽之綠。且有闔門投繯者，有全村泥門逃者，有一日而溺河數百者，有食雁矢、蠶矢者，有食荊子、蒺藜者，有食土石者，有如鬼形而呻吟者，有僵仆於道而不能言者，……有集數千數百人於城隅周道而揭竿者。」
鄭廉在《豫變紀略》里，比較集中地敘述了貧苦無告的農民怎樣轉化成地方性的起義隊伍：
「……歲乃大飢，人益不敢糶谷，谷以踴貴。米麥斗值錢三千，禾二千七百。人相食，有父食子、妻食夫者，道路無獨行之客，雖東西村亦不敢往來。其顛頓死於溝壑者群聚而刲割之，頃刻而骨骸相撐矣。官吏捽而捶殺之壘壘焉，不能禁也。其桀黠不逞者遂相率為盜。於是鼠竊狗偷千百為群者不可勝數，如一條龍、張判子、宋江、袁老山之屬，眾皆萬許。而臨潁一條龍、壽州袁老山，其徒尤眾，斬木折鈞，往來梁宋之郊無虛日，日以益多。」
類似的記載在地方志和當時人士的文集里屢見不鮮，說明崇禎十二、三年時河南各地已經布滿了乾柴，自發鬥爭之火業已點燃。李自成部義軍之進入河南，很快就把這些星墾之火聯成一片，化作熊熊之焰。
李自成部義軍初進河南時，兵力相當有限，大約不到一千人。經過短期的休整和準備，李自成在十月間率兵北上，同當地的起義農民一斗谷、瓦罐子等聯合，有眾數萬人。十二月，「連破魯山、郟縣、伊陽三縣。」 於二十一日攻克宜陽，「不殺平民，唯殺官。」 接著，乘勝進攻永寧（今洛寧縣）。破城後，義軍把抓獲的明萬安王朱采釒輕和地主豪紳一百多人，帶到縣西關「過堂」，審訊後處決，為當地人民解了心頭之恨 。此後，義軍又連克偃師、靈寶、新安、寶豐，為攻取洛陽作了準備。
隨著起義軍力量的興起，少數地主階級知識分子開始投身到農民起義中來，其中比較著名的有牛金星和宋獻策。牛金星是寶豐縣人，天啟七年中了舉人 ，為人慷慨不羈，在統治階級內部矛盾中受到傾軋，被革去功名遣戍充軍 。參加起義軍後，成為李自成的主要謀士。史載「金星通天官風角諸書，亦頗講孫吳兵法。」 從後來的情況看，牛金星主要是在制定規章制度、招攬人材和建立政權方面發揮了比較大的作用。大約在差不多的時間裡，江湖上以算命占卦為業的宋獻策也投入了李自成起義軍。他的籍貫有河南永城等說法。見面的時候，宋獻策向李自成獻上了「十八子主神器」的讖語 ，利用白蓮教在民間散布的李氏當興的輿論，說李自成上膺天命。李自成很高興，尊他為軍師。在史料當中，我們並沒有見到宋獻策在軍機進止方面提出過什麼超見卓識，只有一些他用占卜預測勝負的記載。然而李自成對他一直十分信用，常常帶在身邊徵詢意見。宋獻策的進身和受到重用，反映了封建社會中農民落後性的一面。他們即便是覺悟到起來同封建統治者相對抗時，也還不可能擺脫「天命」、「神授」之類的迷信思想。他們不能正確地估計自身的力量和所從事的事業的正義性，就只有藉助於高於君權的神權，作為自己推翻舊王朝的思想武器。就農民起義的領袖人物而言，無論他們個人的品質和識度多麼傑出，也不可能把起義取得的成就，如實地看作千百萬群眾奮鬥的結果，而常常誤認為這些勝利證明了上天對自己的眷顧。從根本上來說，天命思想既是地主階級維護自身統治的理論依據，又是地主階級一旦需要換馬時，實行改朝換代的方便輿論。封建時代的農民既然不可能得到先進的社會革命思想的指導，他們在利用現成的天命思想向統治階級發起猛攻時，卻不自覺地成了這種思想的俘虜。起義農民在軍事上可能取得勝利，甚至決定性勝利；在思想上卻無法超越時代的局限，註定要一敗塗地。這種情況就決定了每一次農民革命都避免不了悲劇性的結局，不是被淹沒在地主階級反革命圍剿的血泊當中，就是「在革命中和革命後被地主和貴族利用了去，當作他們改朝換代的工具」 。
史籍中關於李岩的記載很多，好些書都說這時（崇禎十三年底）有一位出身貴宦的杞縣公子李岩參加到李自成起義軍中來，對起義軍後期的發展關係甚巨。清初河南歸德府人士鄭廉和《杞縣誌》的編纂者都指出過李岩是「烏有先生」。筆者經過查考認為，在明末農民戰爭中確實不存在李岩這個人物，有關的記載或是出於訛傳，更多的是出自小說家的編造，被清初某些文人誤采入史籍，根本不能相信。由於已經另行撰文探討 ，這裡不再贅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