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禎十年，朱由檢在加征剿餉的詔書里曾經說過：「暫累吾民一年，除此腹心大患。」一年很快就過去了，楊嗣昌的「三月平賊」（十年十二月、十一年正月、二月）計畫卻無法兌現。農民起義的烽火雖暫時受到了遏止，但距離統治者希望的「蕩平」還遠得很。設想明廷會恪守諾言從此放下屠刀是不可能的，要繼續用兵就要繼續征餉。朱由檢忸怩作態地表白一番不願「失信」於民之後，就在「勉從廷議」的幌子下決定剿餉延期 。
到崇禎十二年，明王朝在軍事上的形勢仍然沒有多大起色。廷臣們歸咎於兵雖多而不精，提出了抽練邊兵的建議。在楊嗣昌的主持下，決定了抽練各鎮精兵的具體方案：「宣府、大同、山西三鎮，兵十七萬八千八百有奇；三總兵各練一萬，總督練三萬，以二萬駐懷來，一萬駐陽和，東西策應，余授鎮、監、巡撫以下分練。延綏、寧夏、甘肅，固原、臨洮五鎮，兵十五萬五千七百有奇；五總兵各練一萬，總督練三萬，以二萬駐固原，一萬駐延安，東西策應，余授巡撫、副將以下分練。遼東、薊鎮兵二十四萬有奇；五總兵各練一萬，總督練五萬，外自錦州、內抵居庸，東西策應，余授鎮、監、巡撫以下分練。汰通州、昌平督治二侍郎，設保定一總督，合畿輔、山東、河北兵得十五萬七千有奇；四總兵各練二萬，總督練三萬，北自昌平，南抵河北，聞警策應，余授巡撫以下分練。」 按照這一方案，抽練總數為七十三萬多名。朱由檢一想到手頭將有這麼一大批精兵，實現「制虜滅寇」的宿願自無問題，於是欣然報可。
這時，副總兵楊德政又想出了一著高招。他認為「流寇」之所以難平，是因為他們出沒無常，流動不居；要想「滅寇」，關鍵在於加強地方武裝。因此，他建議地方政府實行「裁練」，具體說來就是府裁去通判，設練備一職，品級相當於官軍的守備；州裁去判官，縣裁主簿，添設練總一職，相當於把總級別。練備、練總隸屬於知府、知州、知縣，專門負責訓練民兵（或稱鄉兵）；民兵的任務是捍衛鄉土，不得調往他處。並且規定數額，每府練民兵一千、州七百、縣五百。這個方案得到朝廷的欣賞，楊嗣昌提議先在畿輔、山東、河南、山西實行，然後推廣到其他地方 。
為了練兵，朝廷又決定加征練餉。有的官僚耽心賦稅有增無已，勢必導致農民逃亡增多，甚至「驅民為盜」。楊嗣昌卻鼓動如簧之舌說道：「無傷也。加賦出於土田，土田盡歸有力家，百畝增銀三、四錢，稍抑兼并耳。」 崇禎十二年六月，朝廷正式下令加派練餉七百三十多萬兩。
就實行的效果而言，七十三萬精兵和各府州縣的民兵不過是紙上談兵，各地方無非虛報一個練兵數字，然後就借「練餉」之名拚命搜括 。「催科急者書上考，督責嚴者號循良，不肖而墨者以束濕濟其饕餮」 。結果是「餉加而田日荒，征急而民日少。」 崇禎十三年，全國性的大災荒固然同氣候有關，但相當重要的一個原因是朝廷加賦迫使農民大批逃亡，耕地荒蕪。巨額兵餉的增加，並沒有改善官軍士卒的待遇，不過使將帥擴大了財源，「蓋各邊將士視米豆如泥沙，止欲金錢而已。」 明清之際就有一個封建文人深以加餉非策，他指出：「古來師行，糧食未有不用本色而用折色者。剿賊之餉，純用折色，已不得宿飽。……於是，師之所至，在在打糧，而楚、豫之苦兵甚於賊矣。」
繼剿餉之後又加派練餉，充分顯露了朱由檢之流的兇殘和昏庸。他們以為可以通過無窮無盡的榨取，豢養一支龐大的軍事力量，用反革命的屠刀殺出一個天下太平。孰不知越是狠命把老百姓的褲帶勒緊，套在他們自己脖子上的絞索也就拉得越緊。「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這句言簡意賅的俗語道出了一個真理：反動統治者總是利令智昏，迫使越來越多的人們起來反對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