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禎十一年到十二年，起義軍的各部首領當中，被官軍貌似強大的力量所嚇倒，受明廷的引誘而墮入投降「受撫」騙局的人很不少。對於這種情況，我們不能僅從形式上看問題，以為凡是接受「招撫」的就都屬於背叛之列。實際情況是很複雜的，要作出正確的評判必須認真地考察這些首領人物在「受撫」期間的表現。
張獻忠、羅汝才都是明末農民戰爭中的著名領袖，在「受撫」以後不久又重新起義，為推翻明王朝的反動統治作出了巨大貢獻。因此，對他們在湖北谷城和房縣「受撫」的情況更有必要進行仔細的分析。
先來看張獻忠「受撫」期間的表現。
張獻忠「受撫」以後，曾經接受了明政府授予的副將箚付 ，領取了一些糧餉。在同明政府官僚的接觸中他也儘可能遵守明朝官場的慣例。根據可靠記載，張獻忠曾到沔陽港拜見總理熊文燦 ；明湖北巡按御史林銘球來到谷城時，張獻忠也跪拜如儀。但這些都屬於表面的形式，實際上張獻忠在谷城始終保持了農民起義軍的獨立性。他雖然伸手向明政府要糧餉，卻不接受明政府調他去鎮壓其他農民軍的命令，也不接受改編或遣散。據明朝湖廣按察使同僉事王瑞栴當時的一件文書說，崇禎十一年「五六月，忽十闖天七八股盡奔唐、鄧間，距襄不二百里遙」，熊文燦等人「勉獻忠提兵征剿，給以資糧，督以監軍」。張獻忠卻一味推託，「口然而心未必然，今日然而明日未必然，終不肯出門半步也。」「近七月初九日，獻忠復投一揭，即欲連請七、八、九三月之糧，以養其一萬一千之兵；如無糧則於湖廣所屬每府量給銀二萬以贍眾口」 ，故意給明政府出難題。表面上他同明朝地方官員和當地鄉紳時有禮節上的往還，內心裡卻處處戒備，保持著高度警惕。他在「受撫」的掩護下做了許多重新起義的準備工作。
在軍事上，張獻忠起義軍在「受撫」期間仍然「人不散隊，械不去身」 ，並且不斷操練士馬，保持著臨戰體制。「又每日置造戰船，已積至百有餘號，及打造極精軍器。」 「買馬制器，日夜整辦，惟恐不及。」 正如當時一個明朝官僚所說，張獻忠「受撫」並沒有「解散徒黨，賣劍賣刀，安意耕耘。」
在經濟上，張獻忠在谷城實行過屯田，「取民間有主之腴田而耕。」 他勒令當地地主把收來的租子交充軍糧，「差馬兵手持張副總票（張獻忠接受了明朝副將箚付，副將即副總兵，亦可稱副總），四齣於光（化）、谷（城）、襄（陽）、棗（陽）之間，迫分秋糧。」 「初猶每石分六斗，後則全掠之矣。」 他還改谷城王家河為太平鎮，在鎮上設立關卡，往來貨物一律徵收一半，充作養兵費用 。又「於湖廣襄陽、棗陽等地方與小民平買平賣。」 ，不僅保護了民間貿易，還為起義軍獲得了必要的物資裝備。
張獻忠招攬了一批地主階級出身的知識分子作為參謀人員，幫助策劃軍機進止。其中比較著名的有湖北應城縣生員潘獨鰲和谷城的徐以顯、王秉真。這些人大抵是在明王朝統治下感到受壓抑而參加起義軍的。如潘獨鰲就是因同本縣鄉紳爭奪田產，敗訟後憤憤不平才投入張獻忠隊伍的。不管他們參加義軍的背景如何，但當時在政治態度上是傾向農民軍的，也做過一些有益的事。據說徐以顯就曾給張獻忠講解《孫吳兵法》，幫助義軍製造三眼槍、狼牙棒、埋伏連弩，指導布設團營方陣、左右營諸法。「獻忠大歡樂之，頗用其計謀。」
這些事實說明，張獻忠的谷城「受撫」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權宜之計。而明政府官員的舉措又不斷使矛盾激化。總理熊文燦在擔任福建巡撫和兩廣總督時，通過招降「海盜」勒索到大批財寶。張獻忠受撫以後，他又故伎重演，貪求無厭，「責賂黃金蹏褭千，珠琲盈斗，他瓖貨累萬萬。」 張獻忠對部下笑道：「這是把我當作鄭芝龍了。」 他已經看清楚，除非自己也同流合污，否則是無法滿足熊文燦等人無窮欲壑的。明政府官僚不僅是勒索財貨，一些對起義軍懷著瘋狂仇恨心理的人，還一再秘密策劃並向朝廷建議，趁張獻忠部屯紮谷城的機會，調集重兵加以殲滅。明谷城知縣阮之鈿竟準備用下毒的辦法謀害張獻忠 。地主階級把已經「受撫」了的張獻忠看成眼中釘、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後快，從反面證明了張獻忠在受撫期間並沒有放棄農民革命的立場。
再看羅汝才房縣「受撫」的情況，史籍記載，羅汝才「受撫」後，「文燦會諸將大宴汝才等及所部於迎恩宮署，供費不貲。奏授汝才游擊，分駐之於上庸、房、竹溪、保康。自言不願受官領糧，願為山農，耕稼自贍。而潛與獻賊相應。」 「文燦檄令解散諸眾，簡驍壯從征立功。汝才不聽。」 明政府鄖陽撫治戴東星在奏疏中說：「曹操就撫，分插其眾於房、竹諸邑。乃不從解散之令。且曰『願為百姓耕田』，此目前盜鈴之說耳。」 又說，「羅汝才詭占屯部，未嘗放兵作田，此帶刀以耘，一有勃稽，即挺而起耳。」 所以他極力主張乘機剿殺，「以臣愚計之，賊散則難追，合則易殄。今猶檻羊阱獸，圍聚於二三百里之中，幸命理臣率鄔郢之卒，督臣掃關隴之兵，乘其不意，銜枚疾至，打張燕於黑山，燒曹操於赤壁，豈不快哉！」 只是由於明廷當時「兵馬俱以邊警盡撤，僅有步兵數千，斷非勝敵之著」 ，才勉強維持著撫局。正如毛澤東同志所說的，「反動勢力對於人民的民主勢力的原則，是能夠消滅者一定消滅之，暫時不能消滅者準備將來消滅之。」 明朝廷何嘗不想利用張獻忠、羅汝才等部在一個狹小的地方居而不流的形勢，來個一網打盡，僅僅是因為滿洲貴族軍隊拖住了它的手腳，實在無暇他顧，才只好俟諸來日。
從當時明政府房縣知縣郝景春留下的稟帖來看，羅汝才「受撫」時同當地官府訂立了「無相侵害之盟約」，但他對總理熊文燦頒布的條約卻「實款款違悖」 。羅汝才在「受撫」期間都幹了些什麼呢？據郝景春的報告是，「近各賊於初一日分派地土，將房縣十五鄉民居、民田公然視為己物，屯糧積草，為圖儲裕餉之計。」對附近窮苦百姓還「給予本錢，令做生意。」這就很自然地受到當地群眾的支持，出現「競相信從」，「相率投入各營」的場面。郝景春明確地指出，羅汝才的受撫是假撫，「從此假撫之後，斗大房城已是若輩囊中之物，直待時以收之耳。」
事實說明，羅汝才在「受撫」期間拒絕接受明政府的官職，不要糧餉，不放下武器，既不聽從明政府的調遣，也不允許明朝官僚干預義軍的內部事務。而且在一定範圍內沒收了地主的田產，實行屯種積累糧草，招納貧苦群眾參加起義軍，在人力和物力上為重新起義作了必要的準備。這就充分證明羅汝才在受撫期間沒有放棄農民革命的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