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禎十年八月，張獻忠在河南南陽地區被官軍左良玉擊敗，負了傷，就把隊伍拉到湖北麻城、蘄州一帶同闖塌天劉國能部匯合。十二月，明總理熊文燦派遣一度捲入農民軍的生員盧鼎進入張獻忠、劉國能營內招降。張獻忠表示願意接受招安，尚猶豫未定 ，帶著人馬經安陸來到承天（令湖北鍾祥）、襄陽地區。十二月二十八日和次年正月初八日，明太監劉元斌兩次向朝廷報告張獻忠願意接受招撫。正月初九日，張獻忠率部進佔湖北谷城，把闖塌天部下的士卒趕走，貼出告示說：「本營志在匡亂，已逐闖兵（指闖塌天劉國能部，不是闖將李自成）遠遁。今欲釋甲歸朝，並不傷害百姓」 云云。同時，拘集當地鄉紳耆老為他具結作保，要求明朝廷同意招安。張獻忠知道熊文燦貪財好貨，派孫可望拿了兩塊尺多長的碧玉和兩枚徑寸珍珠獻給熊文燦。文燦大悅，向朝廷建議招撫張獻忠，並派張大經監其軍。「滇將許名臣捧憲檄招撫，其述賊乞撫之詞，不曰『解散歸農』，而曰『願帶馬兵七千、步兵三千合萬眾以剿賊自贖』。」 熊文燦自以為得計，「檄調其兵四千」，張獻忠卻以剛剛受撫「安集未定」作借口，拒絕奉調出兵 。兵部尚書楊嗣昌耽心張獻忠不是真心投降，弄不好會養虎貽患，主張要張獻忠先襲殺闖將李自成和老回回馬守應，才許招安，否則趁此機會「厲兵剿殺」。朱由檢聽了太監劉元斌和總理熊文燦的意見，唯恐剿之不勝，錯過了招撫的機會，當面批駁楊嗣昌道：「豈有他來投降，便說一味剿殺之理？」 這樣，在朱由檢親自主持下決定了招撫張獻忠部。
三月二十五日，明鄖陽撫治戴東旻造報了三本招撫張獻忠部的花名冊，「內歸農解散一萬八千一百三十五人，精兵一萬一千名。」 獻忠安營於谷城外十五里的白沙洲，「造房數百間，買地種麥，與民間兩平貿易」；並在谷城每一城門各派士卒數十名，表面上說是「備他盜出入」 ，實際上是監視明政府地方當局的行動。
這時，明廷內部在招撫張獻忠的問題上議論紛紛。楊嗣昌主張朝廷頒詔「赦罪」以後，調張獻忠部赴熊文燦軍前「殺賊立功，酌與加銜給箚」。兵科給事中姚思孝也上言：「撫賊一事，亦難深信。這張獻忠在谷城縣有數萬人，造房子種田，還該散遣才是。」朱由檢卻說道：「造房種田，正是招撫好處，又要散遣往那裡去？」 他的著意維持撫局，真是情見於詞了。
張獻忠在谷城接受明廷的招撫，固然是一種權宜之計，但不能否認，他當時在思想上有動搖的一面。在接受招撫的半年多以前，張獻忠在湖北上津縣元真觀避暑時，修葺了關廟，重塑了關羽的神象，還撰寫了一通記文勒石為碑，其中說：「焚戮良民非本心之所願，實天意之所迫。亦知同居率土，開州開縣，有干理法，無奈天意如此，實不我由。如黃巢往事，劫數固亦莫之為而為也。」 這通碑文，表明張獻忠在思想上仍然受著封建理法的束縛，他把自己參加農民起義說成是天意所迫，並非他的本心。這種思想狀況同他接受明政府招降很難說沒有關係。
從當時整個農民起義的動向來看，張獻忠的受撫對其他一些起義首領也起了不良影響。儘管他的受撫同劉國能、李萬慶等叛徒在本質上不一樣，既沒有改編軍隊，也沒有放下武器，但他在各部義軍當中，畢竟是個有影響的人物，他的率部受撫客觀上助長了農民軍中投降受撫的逆流。
在張獻忠受撫以前，崇禎十一年正月，闖塌天劉國能在隨州投降了明政府。劉國能原是庠生出身，參加起義後曾為農民革命事業作過一些貢獻，成了起義前期的著名首領之一。但是，濃厚的封建忠孝節義思想卻象無形的繩索一樣羈絆著他，使他在階級衝突激化時，終於倒向了統治者一邊。據說他的投降是奉其母之命，投降時頓首曰：「愚民陷不義，蒙明府湔拭更生，願悉其眾上幕府軍簿，身入麾下，盡死力」 ，表示甘心充當明政府鎮壓農民的馬前卒。他的部下十四哨共五、六萬人，「多散歸老回回、革里眼」 ，跟著他投降的只有五千人，說明他的此舉很不得人心。在張獻忠受撫以後，順義王於七月十五日在河南信陽投降，明政府發給免死牌解散而去者九千五百人。同月，羅汝才，混十萬、整十萬、十反王、托天王、小秦王在河南永寧（今洛寧）向總理熊文燦投稟乞撫，熊文燦派監軍道張大經於八月初一日至永寧縣西關面見羅汝才等人接洽招安事宜。初二日，又有過天星、紫微星，射塌天（即李萬慶）、一字王等六部，在河南盧氏縣派人聯絡投降。這年十月，滿洲貴族軍隊破邊牆而入，進犯畿輔地區。明廷火急命令洪承疇、孫傳庭統率陝西官兵入衛京師。在永寧、盧氏地區的羅汝才等九營起義軍首領，以為官軍東出潼關是為了合剿自己，急忙拉起隊伍跑到湖北均縣，向太和山提督太監李繼政求撫。李繼政移咨熊文燦，同意接受招撫。於是，羅汝才同白貴（小秦王）、黑雲祥（整十萬）三營屯紮於房縣，其他五營分駐於竹溪、保康一帶。
這樣，當時活動於河南、湖廣地區的各支起義軍，絕大部分接受了明政府的招安。在安徽、湖廣交界地區活動的馬守應、革里眼（賀一龍）、左金王（賀錦）、劉希堯、藺養成五支義軍（即革左五營），由於勢單力孤也趨消沉。崇禎十一年下半年到十二年五月，農民軍中投降受撫之風一時甚囂塵上，整個明末農民戰爭暫時轉入低潮。在那黑雲翻滾的日子裡，形勢似乎急轉直下了。然而，最黑暗的天空孕育著最猛烈的暴風雨。既然導致這場農民大起義的各種因素不僅仍然存在，而且繼續發展；既然代表整個地主階級暴虐統治的明王朝，不僅沒有得到革命的改造，而且還在拚死地反撲，那麼，農民戰爭高潮的再次到來就是不可避免的。儘管在投降受撫的逆流中，一些原來是起義軍首領的人物在招安的泥坑裡愈陷愈深，以至於墮落為反革命鷹犬。然而千百萬處於水深火熱之中的群眾卻不能忍受明廷的黑暗統治，他們要求繼續進行鬥爭。在接受了招撫的義軍首領當中，情況也很不一樣。張獻忠、羅汝才等人在受撫期間，仍然在一些關鍵問題上堅持了農民革命的立場，而且由於同明政府文武官僚有了較多的接觸，更洞悉了反動統治集團內部的黑暗，寄人籬下的那種抑鬱生活和反動官僚的陰謀陷害，更激起了他們胸中的怒火，使他們迷途知返，為重舉義旗作了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