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成、張獻忠等部在漢中脫險以後，分頭進攻西安附近地區和甘肅慶陽、鞏昌、平涼一帶 ，一時聲威大振。明廷和地方官員紛紛上言指責陳奇瑜招撫誤事。朱由檢惱羞成怒，在崇禎七年十一月下令把陳奇瑜撤職，下獄論戍；提升洪承疇為兵部尚書，總督山西、陝西、四川、湖廣、河南軍務。這時，西寧駐軍發生兵變，將領被殺，守道被趕走，鎮守太監也倉皇逃遁。洪承疇被迫親自帶領軍隊趕往西寧。起義軍趁機「分陷關隴。」 等到洪承疇平定了兵變騰出手來鎮壓農民起義時，起義軍又「悉眾東奔，分道入河南，集宛、洛間。」 這是農民軍自從崇禎六年由山西渡河入豫以來第二次大規模地進軍河南。史籍中有這樣一段描寫：
「七年冬，賊騎千餘西來，立馬西郭麥田中。已而大旗飄颺，遙望崖口而南，旌旗蔽空，甲光耀日，南盡南山，北盡河曲，波壓雲涌而至。惟聞馬嘶之聲，自朝至夜，連營數十里。……賊過人畜踐踏，路闊五六里，不知其眾之幾何也。」
這段記載有聲有色地寫出了農民軍浩大的聲勢。河南巡撫玄默嚇得面無人色，請求朝廷火速調兵堵剿。起義軍到了河南境內以後，兵分三路：一由陝州（今陝縣）渡河，北上山西平陽；一由武關經南陽地區進兵湖廣襄陽；一由盧氏縣東攻河南郡縣 。不久，進入山西的義軍又從河南懷慶地區渡河，南入歸德府（今商丘地區）；入湖廣的義軍也經鄖陽、上津再度進入河南南陽。這樣，絕大部分起義軍又集中到了河南境內。崇禎八年正月，明兵科給事中常自裕在奏疏中說：「大小七十二營之賊，有二三十萬之多，蜂屯伊、嵩、宛、洛之間，有侵汝寧、鄭、宋之意。」 這裡所說的七十二營齊集於河南西部洛陽到南陽一帶，是指崇禎七年年底的情況。到八年正月上旬，起義軍的主力已經由汝寧府上蔡、新蔡一線攻入安徽潁州等地。
在此需要著重談一下所謂「滎陽大會」的問題。這個問題在清朝初年的史籍中就有不同記載。解放後在六十年代前期，史學界也就這次大會的真實性進行過討論。但是，直到現在還沒有得出結論。
最初把「滎陽大會」寫入史籍的是清初的吳偉業。他在《綏寇紀略》卷二里有這樣一段話：
「洪承疇前加兵部侍郎總督五省軍務，移駐秦、豫、楚適中之地，指使諸撫鎮辦賊，其延綏、寧夏、甘肅三邊並官如故。會西寧兵變，殺州官，逐守道，戕其孥，鎮守太監跳身免，其下硬弓把牌多死。承疇復赴甘肅定亂，而寇事日急。兵科都給事常自裕中州人，以為前所調兵如張應昌、曹文詔起自戍籍，今取道太原，晉撫留之共剪高加討，雖明旨不許，然未能時至，而秦翼明川卒不滿三千人，不足破賊。東撫朱大典新除兵部侍郎，宜及承疇未出關先令馳赴中原，調關寧、天津兵一萬付之，偕督臣協剿。章下所司，議未定。
「賊偵知，合七十二營頭目老回回、闖王、革里眼、左監王、曹操、改世王、射塌天、八大王、橫天王、混十萬、過天星、九條龍、順天王等十三家會滎陽，議逆拒官軍。老回回欲渡河北入晉境。張獻忠以為怯，面哂之。老回回怒。自成解之，曰：『匹夫可奮臂，況十萬眾乎？今吾兵且十倍官軍，雖關寧鐵騎至，無能為也。計唯有分兵，各隨所向立效，其利鈍舉聽之天。』眾皆曰：『善！』乃列鬮而定之：革、左南當楚師；橫、混西迎秦軍；曹、過分屯滎、汜間，探中牟、鄧、尉以綴開、歸、河、汝之兵；獻、闖專事東方。破城下邑，金帛子女惟均。老回回、九條龍為游徼，往來策應。恐西軍不敵，益以射塌天、改世王為橫、混後繼。壬子，殺牛馬祭天誓師，賜諸賊飲餔。部署已定，有亡自賊中來告狀。」
吳偉業的記載後來被采入《明史》，流傳得很廣。其實，歷史上並不存在這次規模盛大的「滎陽大會」，理由如次：
首先，從史源學的觀點來看，這件「史實」的來歷，吳偉業並沒有交待清楚。他含糊其辭地說，起義軍「部署已定」之後有人偷偷跑出來報告，似乎消息非常可靠。然而，像這樣重要的情報，在明末各種官方文書里卻沒有任何反映。特別是當時任河南巡撫的玄默，後來著有《剿賊圖記》；從崇禎七年底到九年春任河南巡按御史的金光宸，把他這段期間的題本編為《兩河封事》 ；當時的兵部尚書張鳳翼也把自己任職期間有關軍務的題本編為《樞政錄》。這三部書都絲毫沒有涉及起義軍在滎陽舉行大會的事。那個「亡自賊中」的人究竟向誰報告，吳偉業沒有說，看來很靠不住。
其次，說義軍十三家七十二營首領在滎陽大會，結束於正月壬子日，「殺牛馬祭天誓師」。壬子日是正月初一。據此推算這次大會當在崇禎七年十二月下旬召開。然而，可信的史料卻表明，義軍來到滎陽是八年正月間的事，攻克滎陽縣城在正月初六日 。這就排除了七年年底在滎陽召開「十三家七十二營」這樣大規模會議的可能性。
第三，吳偉業記載起義軍召開「滎陽大會」的背景，是兵科都給事中常自裕上疏請調關寧、天津兵前往河南協剿，奏章由崇禎帝批交所司（即兵部），「議未定」，就被義軍所「偵知」，方才有各路首領集會共同商量「逆拒官軍」之舉。文中轉述李自成的話也有「雖關寧鐵騎至，無能為也」。那麼，常自裕是什麼時候上疏的呢？《平寇志》，《懷陵流寇始終錄》等書都記載在崇禎八年正月上旬。從當時兵部尚書張鳳翼的題本中可以知道，常自裕上疏要求「調發關門夷、漢丁五六千、天津招練兵三四千」前往河南之後，朱由檢立即批給兵部「看議速奏」。正月十三日，張鳳翼具題建議從「鐵騎營量調三千，於天津調二千。敕下該撫各選能將統領星馳赴豫。」十四日，朱由檢批示要兵部「將各處兵馬通行打算」，該增的增，該調的調，然後「責成督撫大舉會剿，刻期盡滅，以圖底定。」正月十九日，張鳳翼同戶部尚書侯恂會商之後，提出了一個調兵六萬四千，籌餉銀七十八萬兩的通盤計畫。二十日，朱由檢批示中提出「鐵騎三千是否足用」？命兵部再次會議。同一天，張鳳翼建議再調鐵騎營二千、天津兵三千、四川白桿羅網壩兵三千，總兵力增加為七萬二千名，餉銀再加十五萬兩，合計九十三萬兩。二十三日，朱由檢批准了這個計畫，下令「限六個月掃蕩廓清。」 以上就是明廷密議調兵籌餉的全部過程，這個時間表確鑿無疑地表明吳偉業所說的「章下所司」和商議過程，是崇禎八年正月中旬到下旬的事。試問，起義農民怎麼可能在崇禎七年十二月就「偵知」當時連影子都還沒有的事情呢？可見，《綏寇紀略》所述「滎陽大會」召開的起因和議題，同基本的歷史事實鑿枘不相容，顯然出於好事之徒的附會。
第四、再看這次「大會」的決議。即「分兵定向」。我們認為，在當時是不可能制定這種計畫的。崇禎七年以後，起義軍的力量有相當大的發展，但仍然弱於官軍，作戰的時候總是採取避實就虛的戰略，談不上事先確定作戰方向。如果考察一下崇禎八年正月以後各支起義軍的運動情況，可以看出所謂「分兵定向」並不符合歷史實際。如說會議決定橫天王和混十萬的任務是「西迎秦軍」。康熙元年《汝寧府志》卻記載：「八年乙亥春正月初四日，賊闖塌天、混十萬、姜兼哨卒抵城外，……是夜賊東下，……往破潁州。」 康熙《上蔡縣誌》也記載：「崇禎八年乙亥正月朔五日，流寇闖塌天、混十萬、過天星等經城下，焚南關，南犯汝寧。」 這表明混十萬（即馬進忠）部起義軍，並不是由滎陽西去迎擊洪承疇統率的陝西官軍，而是南向汝寧，然後東攻安徽潁州。又如說，「革、左南當楚師」，「老回回、九條龍為游徼，往來策應」。可是，康熙《廬州府志》卻明文記載，「崇禎乙亥春，流賊薄城，焚掠關廂。……賊名色有老回回、隔子眼、蠍子塊、滿天星等營。」 這又說明革里眼（即賀一龍）部是東向安徽，而不是按照什麼「大會」決議去「南當楚師」。老回回馬守應部也在同一時間東入安徽廬州等地，接著在二月初西入湖廣麻城 ，這同所謂「往來策應」的說法也不符合。再如說「曹、過分屯滎，汜間，探中牟、鄧、尉，以綴開、歸、河、汝之兵」，任務是留在河南鄭州地區拖住河南省的官軍。然而康熙《羅田縣誌》卻記載，崇禎「八年二月初四巳時，流賊名曹操、闖塌天、八大王等黨統萬餘破霍山、太湖、英山等處，攻打羅田。城西門內有奸民徐害兒家突然火起，城破……。」 可見曹操（羅汝才）部在崇禎八年初也是向東南方面發展，並沒有屯駐在滎陽、汜水一帶。就史料而言，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崇禎八年正月間，在河南的各支起義軍大抵是向東南進軍，看不到什麼在統一部署下東南西北四路迎敵的跡象。至於所謂「破城下邑，金帛子女惟均」的說法，不僅包含對起義軍的誣衊，而且事實上當時既沒有一個統一的組織，也就不可能提出和實行平均分配一切繳獲物資的主張。
根據以上論據，可以基本上確定：「滎陽大會」是一個虛構的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