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禎七年春，陳奇瑜以五省軍務總督的身分，檄調各路官軍齊集於河南陝州（今陝縣），然後移師南下，向湖北均縣、竹山一帶的起義軍進剿。李自成、張獻忠等部受到官軍的壓迫，向西進入陝西。陳奇瑜由於在河南、湖廣地區打了幾次勝仗，又見義軍紛紛向陝西、四川轉移，就神氣起來了，以為起義軍不是自己的對手。當他得到李自成、張獻忠等部轉移到陝西的消息以後，就尾隨而來，打算一舉消滅這股農民武裝。起義軍走到漢中棧道地區時，誤入險地。這裡山高路陡，居民稀少，出口被明軍把守得嚴嚴密密，又碰上陰雨連下七十多天，「弩解刀蝕，衣甲浸，馬蹄穿，數日不能一食。」 李自成、張獻忠等部數萬人幾乎面臨絕境。為了擺脫這種困難局面，起義軍首領決定採取偽降手段。他們下令把軍中繳獲所得金銀財物集中起來，派人「入奇瑜營，遍賄左右。」 官軍本來就貪生怕死，不敢同義軍打硬仗；得了賄賂以後更加極力主張招撫。陳奇瑜也認為義軍是在走投無路情況下的真投降，自己不費吹灰之力就可大功告成，因此決策招撫。他向朝廷報告之後，得到了兵部尚書張鳳翼的支持。經崇禎皇帝親自批准，這年六月，陳奇瑜代表政府同義軍達成了招安協議：由陳奇瑜按起義軍戰士數目，每一百人派一名安撫官加以監視，負責遣返原籍安置；所過府縣由當地政府供應糧草；同時檄止官軍進兵，以免發生衝突。史料記載，當時義軍開報的受撫人數有四萬多名 。於是義軍「乃整旅出棧，與奇瑜兵揖讓酣飲，易馬而乘，抵足而眠。賊之無衣甲者皆整矣，無弓矢者皆礪矣，數日不食者皆飽腹矣。」 義軍將士用這種辦法巧妙地渡過了難關，就在一天夜間，「盡縛諸安撫官，或殺、或割耳、或杖責、或縛而擲之道旁。攻掠寶雞、麟游等處，始縱橫不可制矣。」 陳奇瑜這時才如夢初醒，自知闖下了大禍。他先歸罪於寶雞知縣李嘉彥，說他阻撓撫局，殺降激變；繼之又把責任推給陝西巡撫練國事。朱由檢不了解實際情況，又因這次招撫是自己批准的，出於護短的心理，先後下令逮捕了李嘉彥、練國事等人，命李喬接任陝西巡撫。不久，由於給事中顧國寶和陝西巡按傅永淳等人，紛紛上疏指責陳奇瑜主撫誤了大事，朱由檢才決定將陳奇瑜革職拿問。
關於李自成、張獻忠等部漢中脫險的問題，有兩方面需要作一些分析：一是史料方面；二是對農民軍的偽降應當怎樣看待。
在史實方面，各種史籍的記載相當混亂，羼雜了不少錯誤的傳說。例如，吳偉業是這樣敘述的：
「興安之界曰車箱峽，賊李自成等陷入其中。李自成者，米脂人，與安塞人高迎祥亡命金鄉為群盜，迎祥在晉中為闖王，自成與之共事。至楚、豫始誘結李過、李牟、俞彬、白廣恩、李雙喜、顧君恩、高傑等以顧盼自雄。李過、高傑等善戰，顧君恩善謀。車箱峽四山巉立，中亘四十里，居民從其顛頹大石擊賊，又投以炬火。飛走之路既絕，春夏大雨兩月，山（？）弓矢俱脫，馬乏芻，死者過半。君恩為之謀曰：『吾輩萬里遠掠，婦女輜重，何不以之餌群帥？處窮山絕坂之中，可文降而狡焉以遁也。』因奇瑜左右奸弁以為請。奇瑜不心，詫大功可立就，特許八月約降。凡籍丑黨上軍門者三萬六千人，取其名為渠首者正法，余勞遣歸農以去。侈然自負處分神速，兇徒數萬一朝解散，天下自此無患矣……」
吳偉業的說法被許多史籍所採用。其實，此中包含了不少明顯的錯誤。首先，吳偉業說起義軍被圍困地點在陝西興安境內的車箱峽，而從當時陝西巡按傅永淳等人的奏疏里，我們可以肯定被困地點在漢中棧道附近。傅永淳的奏疏說：「初，賊聞有五省合剿之舉，以中州平原難於藏匿，乃西逾關嶺，合秦寇入終南。及奇瑜率兵入關，賊悉度棧道入漢中。漢中西鄰巴蜀之險，南止漢水之濱，東塞棧道之阨，所謂釜甑魚也」。崇禎十一年兵部尚書楊嗣昌的疏中提到：「往年陳奇瑜之撫，一出漢中，旋踵四潰，遺禍至今，罪謗莫贖。」 再看封在漢中的瑞王朱常浩崇禎七年六月的奏疏，「目今東有洋縣之賊，督臣陳奇瑜現議招安。」 史籍說車箱峽長達四十里，是個不小的地方。然而到目前為止，無論在興安地區還是在漢中地區都還沒有查到它的確切位置。所以，沿襲吳偉業《車箱困》的說法，把起義軍被困地點確定在興安縣是不妥當的 。
其次，在漢中被困的義軍究竟包括哪幾部，也還存在疑問。吳偉業和一般史籍的作者，都說主要是李自成部；毛奇齡《後鑒錄》中說，「自成急奉闖王（高迎祥）奔入興平之車箱峽」；文秉《烈皇小識》說，「賊首李自成、張獻忠等坐困於漢中之車箱峽」。可是，明陝西巡撫練國事轉述陳奇瑜的奏疏，列舉的受撫義軍為：「八大王部萬三千餘人，蠍子塊部萬五百餘人，張妙手部九千一百餘人，八大王又一部八千三百餘人。」其中確切無疑的有張獻忠（即八大王）、蠍子塊和張妙手三部。所謂「八大王又一部」究竟是指南營八大王，還是指依附於張獻忠的另一支隊伍，目前還弄不清楚。陳奇瑜的疏中並沒有明確提到李自成部，也就是說，漢中被困的起義軍是否包括李自成部在內，還缺乏原始材料來證明。既然各種史籍幾乎毫無例外地都記載李自成部是漢中被困義軍的主力，而且義軍在出棧道後的戰鬥中，李自成部確實相當活躍。因此我們還不能把李自成部排除在外。闖王高迎祥部是否也被困於漢中，需要繼續查證。人們長期以來有一種誤解，以為闖將李自成是闖王高迎祥的部將，這是不正確的。李自成同高迎祥一樣，都是他們各自率領那支義軍的首領，互相間並不存在從屬關係。毛奇齡說李自成「奉」闖王奔入興平之車箱峽，明顯地反映了這種錯誤。興平在咸陽附近，與義軍被圍困的地點也不相符。
第三，吳偉業的書中說到李自成的部將也有不少差錯，如顧君恩是湖北鍾祥縣庠生，崇禎十六年初李自成部義軍打到鍾祥時他才參加。說他在崇禎七年就成了李自成部的重要成員並且獻計詐降，根本不符合事實。李過是李自成的侄兒，隨自成一道參加起義，在崇禎五年攻克山西遼州時已經成了自成的左右手，並不像吳偉業所說「至楚、豫」方為自成所「誘結」。李牟、俞彬本無其人，小說家杜撰的情節中把李牟安排為杞縣李岩之弟，吳偉業又把他說成崇禎七年就已經是李自成的親信部將，純屬無稽之詞。白廣恩是另一支起義軍可天飛何崇謂的部將，崇禎五年八月在陝北鐵角城投降了明政府，這以後長期充當鎮壓農民起義的鷹犬。吳偉業把他說成李自成的部將，還說崇禎七年一道被圍困於車箱峽，也是沒有根據的。
總之，根據原始材料，我們可以確定崇禎七年，張獻忠等部義軍四萬多人一度在漢中被困，後來採取偽降手段擺脫了困境。但具體的情節，同通常史籍的描寫存在著相當大的差距，到目前為止，還有一些問題需要繼續探討。
起義軍漢中脫險的問題，還牽涉到對農民起義中偽降的看法。在封建社會的農民起義中，偽降是常見的現象。明末農民戰爭中，起義軍在不利的形勢下，為了麻痹敵人，擺脫困境，也曾多次採用這種手段。崇禎六年冬在河北武安的偽降，使起義軍得以偷渡黃河，實現了千里躍進；崇禎七年的漢中偽降，使一支主要的農民武裝避免了覆滅的命運，挫敗了陳奇瑜部署的圍剿。它們的效果都是顯而易見的。那種把起義農民作為鬥爭策略的偽降，一概說成是「動搖」、「叛變」、「投降」的作法是不足取的。歷史工作者的責任是通過嚴肅的查證，區分作為鬥爭策略的偽降和真正的投降變節，從而引出有益的經驗教訓。後面我們還將多次遇到農民軍中首領人物的投降變節、妥協動搖以及策略性的偽降，只有堅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方法，才可以揭示歷史的本來面目，作出實事求是的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