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在全國交通線上設有驛站，作為政府上傳下報的通訊脈絡，也為高官顯宦公務往來提供交通工具和食宿條件。按規定，每隔十里置鋪，鋪有鋪長；六十里設驛，驛有驛丞。鋪的主要責任是傳遞文書，在達官顯貴往來時也有導迎的義務。驛的主要任務是為政府官員提供舟車、馬匹、夫役等交通工具和住宿膳食條件，也有傳遞緊急公文的責任。初期，制度比較嚴格，未經朝廷允許，一般官員不能私自利用驛站。到明中期以後，隨著吏治的全面敗壞，驛遞制度也弊竇叢生。大小官員往來於道路時，常常任意勒索夫、馬，甚至敲榨「折乾」，即令驛站提供超過實際需要的供應，其超過部分折成銀子納入私囊。這樣，就使驛站有限的人力、物力應接不暇，疲於奔命，甚至為了賠補經費而賣兒賣女。天啟二年御史方震孺曾經說過：
「至若驛遞，夫只有此數，馬只有此數，而自有東事以來，軍情旁午，差官絡繹，奚啻百倍於前。而欲其照舊支撐必無幸也。臣所經過，自通州次抵山海，見夫頭、馬戶以及車戶，無不泣下如雨，不忍見聞。而瘦馬走死道旁者又不可勝計。」
崇禎初年，御史毛羽健上疏陳驛遞之害說：「兵部勘合有發出無繳入，士紳遞相假，一紙洗補數四。差役之威如虎，小民之命如絲。」 崇禎二年吳甡也上言說：「今天下驛遞之疲憊極矣。……驛遞非破家蕩產以供，則鬻妻賣子以應。當此民窮財盡之秋，更罹狼吞虎噬之慘。」 地方官吏還任意剋扣驛站經費，貪污私肥，更使在驛站供役的窮苦百姓既填不飽肚皮，更養不起驛馬。陝西巡按練國事在疏中曾經指出：「秦晉驛遞，例不全給。今募夫之苦，更加十倍，故人人思逃。凡在沖路，宜全給以安人心。」 另一件史料更具體地談到安定（今甘肅定西縣）的驛站情況：「安定站銀五萬有奇，每發不過一二千金。縣令例扣四百，余始分給驛所。」
人馬飢疲，含辛茹苦，顛沛奔波於驛遞路上，這就是明末社會的又一個側面。康熙《隴州志》裡面保存著一首「執鞭士」（當即驛站馬夫，或稱驛卒）唱的《關山謠》：
肥馬血出，瘦馬骨折。行行行行，方知馬力。
崇禎二年，刑科給事中劉懋上言，建議對驛遞嚴加整頓，重新規定使用驛遞的標準。他在疏中認為經過整頓，革除各種弊病以後，驛站經費每年可以節省幾十萬兩銀子，移抵一部分加派的新餉。崇禎帝聽說能夠撈到銀子，立即興奮起來，下令改劉懋為兵科左給事中，專門負責驛遞的整頓事宜。表面上冠冕堂皇地宣布採取這一措施，是為了「革除濫給勘合火牌，以蘇民困」，實際上裁減下來的驛遞經費，並沒有按劉懋的建議，用於抵消部分加派的新餉，而是全部責令解部移作軍用。在劉懋的主持下，朝廷頒布了新定的使用驛遞規章，同時宣布裁減驛站經費。根據崇禎四年二月劉懋《驛遞裁扣事竣疏》中所列數字，各省裁節銀共計六十八萬五千七百二十餘兩 。
在明末敗壞已極的吏治下，所謂整頓不過是一紙具文 。本來就困敝不堪的驛站，被平空裁去了一大筆經費。劉懋建議的原意是割肉補瘡，本不足取；到了崇禎帝那裡，裁驛遞卻變成了割肉喂虎，不僅於舊瘡無補，反而又添上了新創。隨著驛站經費的裁減，驛夫枵腹、驛馬倒斃的現象愈來愈嚴重了。大批原來依靠驛遞勉強維持生計的壯丁被迫逃亡，其中相當一部分人加入了農民起義隊伍。楊士聰說：
「天生此食力之民，往來道路，博分文以給朝夕。一旦無所施其力，不去為賊，將安所得乎？後有自秦、晉、中州來者，言所擒之賊，多系驛遞夫役，其肩有痕，易辨也。」
明末農民戰爭中傑出的領袖人物李自成，就是在驛站呆不下去了，才投身於農民起義的。正如史籍所說：「李自成一銀川驛之馬夫耳，奮臂大呼，九州幅裂。」 由此可見，明廷的裁驛遞，對於迫使更多的貧苦群眾走上叛逆者的道路是一個重要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