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財政，前期以本色（即米，布等實物）為主，中期以後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白銀等折色的地位逐漸上升，成了國家收支的主要體現物。大致說來，供政府開支用的歸戶部、工部、光祿寺、太僕寺分別掌管，其中主要是戶部的太倉庫。從礦冶徵收的稅金和漕糧改折的金花銀，照例解送內承運庫，除了一小部分作為武臣的俸祿，絕大部分都供御用，成了皇帝的私財，一般稱為內帑。由於明中後期皇帝揮金如土，每年一百多萬兩的金花銀滿足不了他們的欲壑。從明武宗開始，就不斷提取太倉銀兩供內用。萬曆年間，寧夏、朝鮮、播州先後用兵，花去了大量軍費 。朱翊鈞又以婚禮、珠寶、袍服等名義，向戶部索取白銀多達一千餘萬兩 。更加上乾清宮等修建工程，最後弄到「太倉、光祿、太僕銀括取幾盡」 ，國家財政入不敷出。原先各省、府、州、縣還有自己的小家底，供地方不時之需。後來幾次下令，把外庫的藏銀輸解戶部。如天啟六年，根據南京操江御史范濟世的建議，熹宗朱由校發布上諭說：「朕思殿工肇興，所費宏鉅，今雖不日告成，但所欠各項價銀已幾至二十萬。況遼東未復，兵餉浩繁，若不儘力鉤稽，多方清察，則大工必至乏誤，而邊疆何日敉寧。殊非朕仰補三朝闕典之懷，亦非臣下子來奉上之誼也。」 因此下令各地加緊搜括，藏銀一律解送京師。這種竭天下之力以奉一人的做法，終於導致了內外交困，加速了國家財政的全面破產。國家財政既陷於絕境，皇帝的內帑又捨不得往外拿，為了應付日益增多的軍費開支，朝廷就不斷地加派賦稅。
關於明代賦稅的加派，一般只講主要的幾次。萬曆末年，遼左用兵，每畝加銀九厘，一共加賦五百二十萬兩。這是明末農民大起義爆發以前朝廷加派的餉銀。崇禎三年，再按畝加征三厘，加上萬曆年間的九厘，每畝共征一分二厘，統稱遼餉。這是在明末農民戰爭剛開始時加派的情況。此後，崇禎十年，根據楊嗣昌的建議，天下按畝加糧六合，每石折銀八錢，共增賦二百八十萬餘兩，稱為剿餉；崇禎十二年又以軍費無著，加派練餉七百三十萬兩。先後共增餉銀一千六百七十多萬兩，超過常年歲入一倍以上 。直到明王朝滅亡才停止了崇禎年間的加派。剿餉和練餉的加派，雖然不能列為引起明末農民戰爭爆發的原因，但這裡連帶敘述一下，可以說明明王朝這種飲鴆止渴的辦法，起了為淵驅魚的作用，加速了自己的滅亡。
明末的加派並不只是三餉，宗室的祿米和賜予的莊田，有不少是通過加派賦稅來實現的。明宗室的人數大約以三十年翻一番的幾何級數增加。中期以後，單只支付這數以萬計的龍子龍孫的祿米，就成了國家財政和地方開支的一個嚴重的問題。為了應付這個難題，地方官員只有一面對宗室拖欠，一面向農民加派。以陝西白水縣為例：「嘉靖加派一百八兩八錢七分，萬曆加派七百三十五兩五錢五分，俱系宗室日繁，剜肉醫瘡。」 明後期賜予新封親王的莊田，動輒萬頃，實際上天下根本不存在這麼多無主的「閑田」，除了「尺寸皆奪之民間」以外，相當一部分是通過加派取得租銀來頂替的。如河南息縣，額派福府地一千一百五十七頃三十二畝，就全部是「在本縣條鞭內一例派征。」 瑞王的二萬頃贍田，也完全是靠陝西、河南、山西、四川按分攤田畝數加派賦稅來取得租銀的。
此外，還有臨時需索。崇禎年間，給事中孫承澤在《劾軍前私派疏》中說：「憶臣待罪縣令時，倏奉一文取豆米幾千石、草幾千束運至某營交納矣。倏奉一文買健騾若干頭、布袋若干條送至某營交納矣。倏奉一文制銅鍋若干口、買戰馬若干匹送至某營交納矣。並不言動支何項錢糧，後日作何銷算，惟曰遲誤則以軍法從事耳。……是以私派多於正賦，民不堪命，怨聲四起。」
在徵收賦稅的時候，又有所謂帶徵和預征。帶徵是指歷年拖欠未完的錢糧，於徵收當年正額時帶徵若干分；預征是指除了責令完納當年賦稅外，提前徵收來年的部分錢糧。崇禎元年，戶科給事中瞿式耜上言道：
「計海內用兵十年矣，無事不取之民間，而郡縣催科苛政，無一事不入考成。官於斯土者，但願征輸無誤，以完一己之功名，誰復為皇上念此元元者哉！故一當催征之期，新舊並出，差役四馳，杻系枷鎖，載於道路；鞭笞拶打，叫徹堂皇。至於濱水荒陂，不毛山地，即正供本自難完，今概加新餉，倍而又倍，荒山荒地，誰人承買？賣子鬻妻，逃亡遍野。而戶下所欠，終無著落，以累其宗族、親戚者又不知凡幾矣。……自逋欠日久，故一當催征，今日張一示比崇禎元年錢糧，明日張一示比天啟七年錢糧，後日張一示比天啟六年錢糧，層累而上。而民之耳目亂，手足忙，心計亦惶惶靡定。將完舊乎，則恐征新者之敲比也；將完新乎，則恐征舊者之敲比也。」
地方官吏還巧立名目，私行加派，從中侵漁。崇禎初年，兵部尚書梁廷棟就說過：
「今日閭左雖窮，然不窮於遼餉。一歲之中，陰為加派者不知其數。如朝覲考滿、行取推升，少者費五六千金。合海內計之，國家選一番守令，天下加派數百萬。巡撫（當是巡按之誤）查盤緝訪，饋遺謝薦，多者至二三萬金。合海內計之，國家遣一番巡方，天下加派百餘萬。」
梁廷棟身為兵部尚書，說這番話是為加派遼餉作辯護，但他指出地方官陰為加派的數額，比明增的遼餉還要大，則是符合實際的。朱由檢剛即位時說過：「加派之徵，勢非得已，近來有司復敲骨吸髓以實其橐」 ，也是指的這種情況。
我們在上面談到明後期由於土地兼并的激烈進行，大多數田產落到了王公貴族、官僚地主的手裡。按道理說，農民失去了土地也就不該再承擔田稅。實則不然。豪紳地主不僅享有額定的優免權利，而且還勾結吏胥，通過詭寄、飛灑、影射等方式逃避糧稅。如陝西西鄉等地，「富民置產，棄多貧民。買者寧多其價而少帶其糧，賣者並負空差而願圖厚價。孰知多蓄之家利在輕徭，而窮民過眼之價轉手為空，且自貽剜肉醫瘡之患矣。迨於既久，田連阡陌者賦止勺圭，地無立錐者輸且關石。催科者無可伊何，但令里老輩四六包賠而已。」 又如湖北潛江一帶的情況是，小民「產去糧存」，「以致阡陌其田者無升合之稅，稅至數十石者地鮮立錐，敝也久矣。」
沉重的賦稅使農民不堪負荷，大批地逃亡。地方官卻不顧農民的死活，用嚴刑峻法追比錢糧，甚至責令現在的農戶代納逃戶的糧稅。「明季啟、禎間，有赤子無立錐地而包賠數十畝空糧者，有一鄉屯而包賠數十頃空糧者。」 每逢官府開徵的時候，追呼敲朴，慘絕人寰。萬曆年間就有人說過，「飢羸之夫，腹無半菽，而手足猶縶於桁楊。」 崇禎年間，陝西臨潼縣知縣許中澤，「催科過嚴，每比較日，什排浴溫泉，泉水為赤。」 李清在其所著書中說：「予嘗過恩縣，見乙榜令催比錢糧，血流盈階，可嘆！」
除了田賦以外，各種明增暗添的徭役也壓得勞動人民喘不過氣來。這裡舉一個例子以見一斑。崇禎七年，直隸大名府奉文起運天津米豆，按規定官府鬚髮給運夫腳價。開州的承辦人員卻「私派里甲小車二千餘輛，每輛折銀二兩方准免運。……鑽拘車夫，大肆勒索。折收銀錢，使闔州倒囊以輸，無一里不吮其膏血者。」
無窮無盡的橫徵暴斂，迫使農民大批地逃亡。地方官吏為了足額，採取一戶逃責令九戶分賠，九戶逃則勒逼一戶獨承。甚至「民有丁壯逃竄，而掠童穉以索賦。」 這樣輾轉相牽，往往出現整村農民逃散一空的情況。天啟七年，吳應箕在一封信里，談到他途經河南真陽的見聞：
「自晨發，出郭門二十里，又行四十里。此日天色甚霽，搴帷而眺，則四十里中一望皆黃茅白草，察所過之處，皆行地畝中，畝之疆界尚在，而禾把之跡無一存者，計耕作久廢矣。即問輿夫：『此縣東西南北，其田地荒蕪盡如此乎？』夫答曰：『如此者十有八九。息縣較好，然如此者亦十有四五矣。』心怪其言，到驛舍見有備中火老人及吏役在焉，即呼問曰：『向所見一路荒蕪之田，無差糧乎？』數人同聲對曰：『前此皆膏腴之業，差糧如何得蠲？』即問：『何不耕？』對曰：『無牛。』問：『何以無牛？』則謂：『多盜賣出境者，無牛因以無佃，此其一端也。又本縣馬戶差徭苛急，每報一人，人不堪役，則先賣其牛棄其地，久之而其人亦逃矣。人去則田無主，故不耕。人去而糧猶在，則坐賠於本戶，戶不堪賠則坐之本里，或又坐之親戚。此被坐之家，在富者猶捐橐以償，至貧者則盡棄戶而去。故今村落為墟，田畝盡廢，皆由此耳。』因又問：『此有田棄走之家，始何不賣以與人，而甘拋棄若此？』則又對曰：『夫差徭政為有田地者苦耳，今賠者欲棄其產而不得。況受其業，而糧即派其家，能堪之耶？於是相率而逃，相率而荒，日甚一日，故遂至此極矣。』又問：『獨無以此情白之縣者乎？』對曰：『此縣令多舉貢，日暮途窮，貪得為念，又衙門弊多，度力不足以區處，遂日操鞭撲，設法扳坐，只求糧完，自免上司譴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