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王朝統治時期（一三六八——一六四四年），我國封建社會進入了自身發展的晚期。這個時期的特點在政治上的表現是統治集團的全面腐朽。從明英宗時起，政治就日益腐敗，宦官專政、奸佞當權的事就已出現。明武宗朱厚照是個有名的浪蕩君主，干出了許多荒唐可笑的事情。還在明中期就爆發了葉宗留、鄧茂七領導的閩浙農民起義；劉通、李原領導的荊襄流民起義；劉寵、劉宸、楊虎等人領導的河北農民起義，都是具有相當規模的農民階級反對封建統治的武裝鬥爭。明世宗朱厚熜繼位以後，號稱「嘉靖中興」。實際上他為人極其偏執，又迷信道教，追求長生，所以奸臣嚴嵩父子趁機竊柄弄權，把國事弄得一塌糊塗。穆宗在位時間比較短，政治沒有多大起色。
萬曆初年，社會危機已經相當嚴重。朱翊鈞即位時年紀還小，朝廷事務實際上由大學士張居正主持。張居正看到統治危機的嚴重，採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希望通過統治集團內部的整頓，緩和社會矛盾，增強政權機構的效能，重新穩定朱明王朝的統治。他的整頓吏治，加強邊防，實行丈量上地，全面推行一條鞭法，在當時起了一定的積極作用，國力有所加強。但萬曆十年，張居正病死，朱翊鈞一親政，立即改絃易轍，使這場地主階級的自救運動半途而廢。從此明王朝的政治又沿著腐敗的道路繼續滑下去。
萬曆時期政治的敗壞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政事不理，二是貪財好貨。朱翊鈞成年累月深居宮中，「萬事不理」 ，不以國事為念。他自稱「靜攝」，實際上是在宮中鬼混。當時的臣下就有人在奏章里直言不諱地批評他「生長深宮，高居簡出，一御文華殿則稱過勞。」 「皇上每晚必飲，每飲必醉，每醉必怒。酒醉之後，左右近侍一言稍違，即斃杖下。」 他在位四十八年中有二十年左右不坐朝聽政，臣下的奏章往往「留中」不作處理，以致朝廷官員無所事事，乾脆回籍悠遊林下。史載，在萬曆中後期，官員們由於見不著皇帝的面，送上的奏章又常被擱置，往往在遞上致仕的手本後不管旨意如何便徑自還家。朱翊鈞卻認為少一員官就少一份俸祿 ，還可以免聽官員們「聒噪」，落得耳根清凈，所以凡遇缺官也不派人遞補 。這種離奇的做法使國家的中樞機構處於半停頓狀態，大大助長了官場中的因循拖拉風氣，也為朝廷和地方官員的貪贓枉法開了方便之門。另一個方面是朱翊鈞貪婪成性。為了滿足自己窮奢極侈的生活耗費和積攢金銀財貨，他竟然「生財有道」，以開礦徵稅為名，派出大批太監充任礦監稅使，往全國各地搜括民財。這些礦監稅使所到之處：
「不論地有與無，有包礦包稅之苦；不論民願與否，有派礦派稅之苦。指其屋面挾之曰：『彼有礦！』則家立破矣。指其貨面嚇之曰：『彼漏稅！』則橐立傾矣。以無可稽查之數，用無所顧畏之人，行無天理無王法之事。大略以十分為率，入於內帑者一，尅於中使者二，瓜分於參隨者三，指騙於土棍者四。而地方之供應，歲時之餽遺，驛遞之騷擾，與夫不才官吏指以為市者，皆不與焉。」
這實際上是打著皇帝的旗號在地方上公然劫奪。礦監稅使和他們的爪牙無惡不作，曾激起了許多城鎮人民的反抗，這就是史稱的市民運動。當時的漕運總督李三才在疏中說：「陛下愛珠玉，民亦慕溫飽；陛下愛子孫，民亦戀妻孥。奈何陛下欲崇聚財賄，而不使小民享升斗之需；欲綿祚萬年，而不使小民適朝夕之樂。自古未有朝廷之政令、天下之情形一至於斯而可幸無亂者。」。 又說：「聞近日章奏，凡及礦稅，悉置不省，此宗社存亡所關。一旦眾畔土崩，小民皆為敵國，風馳塵鶩，亂眾麻起，陛下塊然獨處，即黃金盈箱、明珠填屋，誰為守之？」 朱翊鈞對此也置之不理，依然行其所素。
朱翊鈞在位期間，天下已經很不安定。除了社會階級矛盾日益激化外，由於朝廷和地方官員處置失宜，同邊遠地區少數民族的關係也惡化了。朝廷先後對寧夏、播州用兵，費了很大氣力方告平定。特別是建州女真在努爾哈赤領導下迅速興起，由明王朝鎮守東北的屏障變成了對抗中央朝廷的一股重要勢力。萬曆四十七年（一六一九年），明廷抽調了大批精兵，並責令朝鮮和海西女真葉赫部出兵助戰，兵員總額達十一萬多人，在遼東經略楊鎬的統率下四路出師，期以「旬日畢事」，一舉蕩平。由於戰略錯誤，指揮失宜，薩爾滸一戰竟以慘敗告終。從此，遼東的軍事對抗便牽制了明王朝很大一部分力量，成了朝野注目的重大問題之一。
朱翊鈞死後，長子朱常洛即位僅一個月也病死了。新上台的明熹宗朱由校年輕不懂事，宦官們為了竊柄弄權，領著他成天嬉戲。據說他喜歡弄木工活，宦官們就在他手提斧鋸玩得興緻正濃時，拿來章疏奏請他定奪。他往往只聽口頭報告大意，即隨口答道：「我都知道了，你們用心行去。」 於是大權旁落，宦官把持朝政。太監魏忠賢同熹宗的媬姆客氏相勾結，上下招權納賄，把國事弄得腐敗不堪。一幫依附於魏忠賢的無恥之徒還為他大頌功德，甚至呼之為「千歲」，「九千歲」。在一次宴會上，有人當著熹宗和魏忠賢的面高唱誦辭：「好個魏公公，處置得惜薪司怎樣軫恤商人，內府庫怎樣米積天堆，東廠怎樣厘奸剔弊，寶和店怎樣裕國通商。內修朝政，外鎮邊疆。」魏忠賢聽了這樣肉麻的奉承竟然處之泰然，朱由校也獃頭獃腦一笑置之 。各省地方大員也對魏忠賢趨之若鶩，紛紛為他建生祠祈福，窮極華麗。朝野的黨爭便因之加劇。當時有名的東林黨，主要由一批比較正直的知識分子組成，他們眼見國事日非，就利用講學結社，評論朝政，希望皇帝能夠除去姦邪，重整朝綱，實現清明吏治。依附魏忠賢的邪惡勢力則結成閹黨，對東林黨人橫加迫害。此後，明末的黨爭屢經反覆，一直延續到南明覆亡。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明神宗、魏忠賢等既貪財好貨，自然上行下效，養成一派貪污風氣，出現「官以財進，政以賄成。」天啟年間黃尊素曾說：「大拜之事，相傳必用間金數萬」。對此，他不禁嘆息道：「嗚呼，始進不正，以身為市，我朝相業可觀矣！」 魏忠賢任用閹黨周應秋為吏部尚書，公然按官職大小索價，每天得賄銀一萬兩，人稱「周日萬」 。到了崇禎時，有人說：「賄賂之盛，莫如此日。都下有『白變黃，黃變白』之謠。」 意思是官吏行賄原先用銀子，後來改用金子，再後來又改用光燦奪目的珍珠。當時官場，誠如貼在長安門上的一首諷刺詩所云：「督撫連車載，京堂上斗量。好官昏夜考，美缺袖中商。」 崇禎六年，朱由檢在文華殿召諭朝臣說：「吏、兵二部，用人根本，近來弊竇最多。未用一官，先行賄賂，文武俱是一般。近聞選官動借京債若干，一到任所，便要還債。這債出在何人身上，定是剝民了。這樣怎的有好官，肯愛百姓？」 官員們的職位既然是花錢買來的，上任之後自然要竭力搜括，追本求利，滿載而歸。官貪吏殘必然加重對人民的壓榨，使社會矛盾進一步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