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二十六年，居正為庶吉士，從此踏上了政治生活的大道。這時政治的大權，一切都在世宗手裡。世宗是一個「英明」的君主，十六歲的時候，他只是興王，武宗死了，遺詔召他嗣位。他自安陸興王府入京。到了城外，禮部尚書請用皇太子即位禮，世宗立即拒絕，堅持著遺詔只是嗣皇帝，不是嗣皇子。十六歲的青年，這樣地堅決，確實是一個英主的舉動。即位以後，為了追尊父親興獻王的事情，和大臣發生許多的爭執，但是在大體上，我們畢竟不能不承認世宗稱興獻王為皇考，伯父孝宗為皇伯考，是一種合理的主張。此外還有許多興禮作樂的事，也許現代的我們不感到很大的興趣，但是如廢除孔子文宣王的尊號，只稱先師，撤除塑像，只設木主，究竟不失為開明的舉動。
然而嘉靖二十六年，世宗已經老了。他只是四十一歲，但是皇帝的年齡，和一般人不同。崇高的位置，使他的生活失去了上進的誘惑，於是他開始感覺到厭倦，再由厭倦感覺到衰邁了。從嘉靖十八年起，世宗已經不視朝，二十年以後，便一直在西苑萬壽宮，連宮內也不去。一切的政務，都在因循和頹廢中間消磨了。嘉靖二年起，世宗在宮中開始修醮，至此更是無日不在修醮的當中。當時還有前朝、後朝的分別：前朝百官的章奏，是給世宗皇帝看的；後朝便是道士的章奏，也是給世宗看的，但是後朝的世宗，只是道士的領袖。可是世宗對於整個的政治，仍然把持著，一步不會放鬆。他是洞內的虎豹，發怒的時候，會從洞內跳出來，打死些獐貓鹿兔，打得厭倦了，便仍回洞內，度那優裕懶散的生活。二十六年以後，世宗殺夏言，殺曾銑，殺丁汝夔、楊選、楊守謙、王忬，乃至殺楊繼盛，殺嚴世蕃，都是同一心理作用。然而世宗畢竟厭倦而衰邁了，整個的政權慢慢地從手裡落下，嚴嵩、嚴世蕃父子就乘此盜弄君權，顯赫一時。可是大柄仍然在世宗手裡，當他從齋醮中清醒過來的時候，嚴嵩不免奉命回籍，嚴世蕃竟至身首異處。假如這是當時政治的軌道，那麼居正入仕的那一年，明代的政治正在這樣的軌道上面。
明代自成祖以來，政治的樞紐全在內閣。這是和現代資本主義國家的內閣近似、然而完全不同的組織。現代西方的內閣，是議會政治的產物；它的權力相當龐大，有時甚至成為國家的統治者，除了偶然受到議會制裁以外，不受任何的限制；整個的內閣，人員常在六七人以上，有時多至二三十人；全體閣員，不是出於一個政黨，便出於幾個政見不甚懸殊的政黨；內閣總理，縱使不一定能夠操縱全部的政治，但是他在內閣的領導權，任何閣員都不能加以否認。明代的內閣便完全兩樣了。整個的內閣只是皇帝的秘書廳，內閣大學士只是皇帝的秘書：內閣的權力有時竟是非常渺小，即使在相當龐大的時候，仍舊受到君權的限制；任何權重的大學士，在皇帝下詔斥逐以後，當日即須出京，不得逗留片刻；內閣的人員，有時多至八人，但是通常只有四五人，有時僅有一人；因為閣員的來源，出於皇帝的任命，而不出於任何的政黨，所以閣中的意見，時常分歧，偶有志同道合的同僚，意見一致，這只是和衷共濟，而不是政見的協調；在四五人的內閣中間，正在逐漸演成一種領袖制度，這便是所謂首輔，現代的術語，稱為秘書主任，皇帝的一切詔諭，都由首輔一人擬稿，稱為票擬；在首輔執筆的時候，其餘的人只有束手旁觀，沒有斟酌的餘地，即有代為執筆的時候，也難免再經過首輔的刪定；首輔的產生，常常是論資格，所以往往身任首輔數年，忽然來了一個資格較深的大學士，便只能退任次輔；首輔、次輔職權的分限，一切沒有明文規定，只有習慣，因此首輔和其餘的閣員，時常會有不斷的鬥爭；政治的波濤，永遠發生在內閣以內，次輔因為覬覦首輔的大權，便要攻擊首輔，首輔因為感受次輔的威脅，也要驅逐次輔；同時因為維持內閣的尊嚴，所以他們的鬥爭，常是暗鬥而不是明爭；又因為內閣閣員，或多或少地都得到皇帝的信任，所以鬥爭的第一步，便是破壞皇帝對他的信任，以致加以貶斥或降調，而此種鬥爭的後面，常常潛伏著誣衊、讒毀甚至殺機。這樣的政爭，永遠是充滿血腥，而居正參加政治的時代，血腥正在內閣中蕩漾。
嘉靖二十六年，內閣大學士只有夏言、嚴嵩二人。在二十三年以後，嚴嵩曾經當過一年有餘的首輔，但是因為二十四年九月起用夏言，這是曾經當過三年首輔、資格較深的人物，所以退為次輔。夏言貴溪人，嚴嵩分宜人，他們雖然同是來自江西，卻是屬於兩個範疇的人物。夏言是一味的高亢，嚴嵩便是一味的柔佞。夏言有時甚至和世宗反抗。世宗在醮天的時候，自己戴著香葉冠，一時高興，制了幾頂香葉冠，分賜大臣。第二天嚴嵩把輕紗籠著香葉冠，顫巍巍地戴進西苑來。夏言竟沒有戴，世宗問起來，他只說大臣朝天子，用不著道士的衣冠。在他們同在內閣的時候，有一次嚴嵩跪在皇帝面前，淚水像雨一樣地落下，說夏言欺負他，世宗想起夙恨，把夏言斥逐了，這是夏言第一次落職。以後便是嚴嵩的專權；貪污放恣成為政治的風氣，所以世宗才想起重用夏言。夏言再入內閣以後，他們兩人仍把以前的作風再行表演。世宗派小內監到他們家裡去的時候，夏言只是坐著，把他們當奴才看待；嚴嵩卻拉小內監並坐，數長數短地問著，等到小內監告辭的時候，更是滿把的金錢塞到他們袖管里。世宗醮天，要有一道上給玉皇大帝的表章，——因為寫在青紙上，當時稱為青詞，——便吩咐夏言、嚴嵩擬上來，夏言只是潦草塞責，嚴嵩便聚精會神，把他的文學天才，完全灌注到青詞上面。這是第二次夏言、嚴嵩在閣內的鬥爭，但是這次夏言的失敗，卻失敗在內閣之外。
自從明代開國起，直到神宗中世，國家的邊患，只有北方的一面。元代的後裔都在北邊，在他們分散的時候，對於國家，本來不成為多大的問題；但是一旦團結起來，常會給予國家一種嚴重的威脅。最初韃靼騎士，未入河套，所以國家西邊還比較安靜。英宗天順六年，韃靼開始侵入河套，以後逐漸視為他們的給養地，不時再從河套出擊，國家西邊遂感覺不安。孝宗弘治十年，設總制陝西三邊軍務，所謂三邊，便是指陝西省甘肅、延綏、寧夏三邊，一切的布置，都是對付河套的韃靼，以後稱為「套寇」。第一任三邊總制王越曾經主張以十五萬大軍窮搜河套，事未得行。武宗正德三年三邊總制楊一清主張奪回河套，上言：「茲欲復守東勝，因河為固，東接大同，西接寧夏，使河套千里之地歸我耕牧，開屯田數百里，用省內運，則陝西猶可息肩也。」但是楊一清的計畫，也沒有貫徹。到嘉靖年間，盤踞河套的吉囊更加猖獗了。河套不清，三邊永無寧日。夏言當政以後，二十五年夏間用曾銑總督 陝西三邊軍務。
曾銑，江都人，雖然出生在風華績靡的地方，但是充滿報國的熱情。到任不久，十餘萬套寇沖入邊牆，大掠延安、慶陽，曾銑一面以幾千兵抵住套寇，一面卻另派大軍，直搗套寇的根據地，才算解了目前之急。但是曾銑認定最切實的辦法，只有把韃靼逐出河套。他上疏言：
賊據河套侵擾邊鄙將百年，孝宗欲復而不能，武宗欲征而不果，使吉囊據為巢穴，出套則寇宣大三關，以震畿輔，入套則寇延、寧、甘、固，以擾關中，深山大川，勢顧在敵而不在我。封疆之臣曾無有以收復為陛下言者。蓋軍興重務也，小有挫失，媒孽踵至，鼎鑊刀鋸，面背森然。臣非不知兵凶戰危，而枕戈汗馬，切齒痛心有日矣。竊嘗計之：秋高馬肥，弓矢勁利，彼聚而攻，我散而守，則彼勝；冬深水枯，馬無宿蒿，春寒陰雨，壤無燥土，彼勢漸弱，我乘其弊，則中國勝。臣請以銳卒六萬，益以山東槍手二千，每當春夏交，攜五十日餉，水陸交進，直搗其巢，材官騶發，雷火炮擊，則寇不能支。此一勞永逸之策，萬世社稷所賴也。
這是嘉靖二十五年秋間曾銑的計畫。他主張一面修築邊牆，一面收復河套，他又說：「夫臣方議築邊，又議復套者，以築邊不過數十年計耳，復套則驅斥兇殘，臨河作陣，乃國家萬年久遠之計，惟陛下裁之。」世宗把曾銑的奏疏交兵部議復。經過相當時期以後，兵部尚書陳經議復，認為築邊、復套，都不容易，比較起來，復套更是困難。他說：「夫欲率數萬之眾，賚五十日之糧，深入險遠艱阻之域，以驅數十年盤據之兵，談何容易。」這是審慎，但是審慎之中，只看到因循。世宗下詔斥責兵部，同時策勵曾銑道：「寇據河套，為中國患久矣，連歲關隘橫被荼毒，朕宵旰念之，而邊臣無分主憂者。今銑能倡復套之謀，甚見壯猷，本兵乃久之始復，迄無定見，何也？其令銑更與諸邊臣悉心圖議，務求長算。若邊境千里沙漠，與宣大地異，但可就要害修築，兵部其發銀三十萬兩與銑，聽其修邊餉兵造器，便宜調度支用，備明年防禦計。」這一道詔書，正是夏言的手擬。
夏言的岳父蘇綱，也是江都人，因此常在夏言那裡，稱道曾銑，首輔與邊臣同心，要立千載一時之功。嘉靖二十六年五月，正在張居正中進士兩個月以後，曾銑再在陝西發動戰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