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餘年以前，讀到鮑斯威爾的《約翰遜博士傳》，我開始對於傳記文學感覺很大的興趣，但是對於文學的這個部門作切實的研討，只是一九三九年以來的事。在那一年，我看到一般人對於傳記文學的觀念還是非常模糊，更談不到對於這類文學有什麼進展，於是決定替中國文學界做一番斬伐荊棘的工作。
宗旨既經決定，開始研讀。除了中國作品以外，對於西方文學，在傳記作品方面，我從勃路泰格的《名人傳》讀到現代作家的著作；在傳記理論方面，我從提阿梵特斯的《人格論》讀到莫洛亞的《傳記綜論》。當然，我的能力有限，所在地的書籍也有限，我只有盡我的力量在可能範圍以內前進。
在這幾年以內，陸續寫成《中國傳記文學之進展》《傳記文學之前途》《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述論》《傳記文學與人格》和其他幾篇文字發表了，沒有發表的也有幾篇。除了散篇以外，本擬敘述中國傳記文學之趨勢，但是因為參考書籍缺乏，只能寫定一些綱領，未能完成；完成的只有《八代傳記文學述論》一本十餘萬字的著作。
對於中國傳記文學的進展，總算勉強有些認識，但是認識過去，當然不是開導將來。佛家所謂「閱盡他寶，終非己分」，是一句顛撲不破的名言。要想為中國文學努力，專靠稱揚古人，敘述故籍，其結果只落得「閱盡他寶」，談不上繼往開來的工作。一般文學如此，傳記文學也是如此。所以決定實地寫一本傳記。這是一個嘗試，成功固然很好，失敗也可以給自己和別人一些警戒，實際也是一種成功。自己對於失敗，本來不感覺很大的威脅，何況現在無論如何都有相當的成就呢！
寫作的目標決定，其次便是形式的問題。自己認定世界是整個的，文學是整個的，在近代的中國，傳記文學的意識，也許不免落後，但是在不久的將來，必然有把我們的意識激蕩向前、不容落伍的一日。史漢列傳的時代過去了，漢魏別傳的時代過去了，六代唐宋墓銘的時代過去了，宋代以後年譜的時代過去了，乃至比較好的作品，如朱熹《張魏公行狀》、黃幹《朱子行狀》的時代也過去了。橫在我們面前的，是西方三百年以來傳記文學的進展。我們對於古人的著作，要認識，要了解，要欣賞。但是我們決不承認由古人支配我們的前途。古人支配今人，縱使有人主張，其實是一個不能忍受、不能想像的謬論。
西方三百年來傳記文學經過不斷的進展，在形式和內容方面，起了不少的變化，假如我們採取這一條路線，我們究竟採取哪一個方式呢？
最有名的著作當然是鮑斯威爾的作品。一部《約翰遜博士傳》成為家傳戶誦的文章。這裡我們看到一位不修邊幅的博士，和他的許多朋友，我們聽到他們討論文學，討論政治，乃至於討論栽樹鬻果一切零碎的小事。有時約翰遜來一次惡謔，捧腹大笑，剩得被嘲的鮑斯威爾抱怨自己的不幸。約翰遜笑也有，罵也有，但是他的學生葛立克趁先生不在的時候，描寫先生夫婦間的愛戀，躡手躡腳，更引起鬨堂的狂歡。這是生活，因此這部著作成為不朽的作品。但是要寫成這樣一部作品，至少要作者和傳主在生活上有密切的關係，而後才有敘述的機會。至於作者文學上的修養和鮑斯威爾那種特有的精神，都是這類著作的必要條件。
另外一種是斯特拉哲的《維多利亞女王傳》。這是一部近代的著作，打開了「現代傳記文學」的局面。在薄薄的二百幾十頁裡面，作者描寫女王的生平。我們看到她的父母和伯父，看到她的保姆，看到她的丈夫和子女。我們看到英國的幾位首相，從梅爾朋到格蘭斯頓和狄士萊里。這裡有英國的政局，也有世界的大勢。但是一切只在這一部薄薄的小書裡面。作者沒有冗長的引證，沒有繁瑣的考訂。假如我們甘冒比擬不倫的危險，我們不妨說《維多利亞女王傳》很有《史記》那幾篇名著的丰神。這一部書打開一個新的局面，其實不是偶然的事。但是一九四三年的中國，似乎還不是提倡這一類著作的時期。英國人有那種所謂實事求是的精神，他們近世以來那種繁重的作品，一部《格蘭斯頓傳》便是數十萬字，一部《狄士萊里傳》便是一百幾十萬字，他們的基礎堅固，任何的記載都要有來歷，任何的推論都要有根據。在這個情形之下，斯特拉哲脫去一切繁重的論證，探賾鉤玄，當然立刻使人耳目一新，奪取特有的地位。但是斯特拉哲的著作正築在那個堅固的基礎上面。儘管有許多人稱道這個寫法，但是我的愚見，倘使斯特拉哲在中國，絕對不能寫成那樣的名著。中國人模仿他的寫法，只會寫成那種含譏帶諷、似小說不是小說、似史實不是史實的作品。二三十年以來的中國文壇，轉變的次數不在少處，但是還沒有養成謹嚴的風氣。稱道斯特拉哲的人雖多，誰能記得這薄薄的一冊曾經參考過七十幾種的史料？仲弓說過：「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太簡乎？」朱熹《集注》：「言自處以敬，則中有主而自治嚴，如是而行簡以臨民，則事不煩而民不擾，所以為可；若先自處以簡，則中無主而自治疏矣，而所行又簡，豈不失之太簡而無法度之可守乎？」這是說的政治，但是同樣也適用於文學，沒有經過謹嚴的階段，不能談到簡易；本來已經簡易了，再提倡簡易，豈不失之太簡而無法度之可守乎？所以斯特拉哲儘管寫成一部名著，但是一九四三年的中國，不是提倡這個做法的時代和地點。
那麼唯有談到第三個做法了。十九世紀中期以來的作品，常常是那樣地繁瑣和冗長，但是一切都有來歷，有證據。笨重確是有些笨重，然而這是磐石，我們要求磐石堅固可靠，便不能不承認磐石的笨重。十九世紀以來的作品使人厭棄的，不是它的笨重，而是取材的不知抉擇和持論的不能中肯。這兩點，從斯特拉哲的著作里，我們可以得到啟示，可以學會許多的方法。莫洛亞攻擊這派的著作，認為他們抱定頌揚傳主的宗旨，因此他們所寫的作品，只是一種諛墓的文字，徒然博得遺族的歡心，而喪失文學的價值。這個議論，確然獲得我們的同情，傳記成為頌揚的文字，便喪失本身的價值，原是一個顯而易見的道理。
中國所需要的傳記文學，看來只是一種有來歷、有證據、不忌繁瑣、不事頌揚的作品。至於取材有抉擇，持論能中肯，這是有關作者修養的事。在作者著手的時候，沒有一個不抱如此的期望，但是能否達到這個目標，一切只能付之讀者的評判。孟子說過：「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力的方面，我們應當努力；巧的方面，不一定是單憑努力可以辦到的事。
做法既經採取這一種，便得確定一個傳主。我曾經說過：「任何人都有自己的世界、自己的一生。這一生的記載，在優良的傳記文學家的手裡，都可以成為優良的著作。所以在下州小邑、窮鄉僻壤中，田夫野老、痴兒怨女的生活，都是傳記文學的題目。」這是一個理想的說法，事實上還有許多必要的限制。一個平常的人物，不能引起讀者的注意，所以作者對於這樣的傳主，唯有運用細膩的文學技巧，從人格分析方面著手，使讀者對於傳主的性格，感到深切的同情，然後始能了解世界上任何一個人，都有獨特的價值。不過我們所能細密認識的，只有最有限的幾個人，假如眼前不是替他們作傳的時候，在這方面，實際便無從著手。在西方文學裡面，平常人物的傳記，還是非常地寥落，這是一個理由。
因此，只能從偉大人物著手。一九四一年的秋天，正是我徬徨不定的時候。中國歷史上的偉大人物不在少數，但是在著手的時候，許多困難來了。有的人偉大了，但是他的偉大的場所不一定為我所了解。有的人的偉大是我所了解的，但是資料方面，不是少到無從探取，便是多到無從收拾。抗戰期間的圖書館，內部的損失和空虛，是盡人皆知的事實；抗戰期間的書生，生活的艱苦和睏乏，也是盡人皆知的事實。所以在擇取傳主的時候，更有許多顧慮。其次，在下筆的時候，還得考慮寫作中的困難。傳主的時代太遠了，我們對於他的生活，永遠感覺到一層隔膜；太近了，我們又常常因為生長在他的影響下面，對於他的一生，不能得到全面的認識。那一個秋天，我因為傳主的選擇，經過不少的痛苦。
最後才決定了張居正。中國歷史上的偉大人物雖多，但是像居正那樣劃時代的人物，實在數不上幾個。從隆慶六年到萬曆十年之中，這整整的十年，居正佔有政局的全面，再沒有第二個和他比擬的人物。這個時期以前數十年，整個的政局是混亂，以後數十年，還是混亂；只有在這十年之中，比較清明的時代，中國在安定的狀態中，獲得一定程度的進展，一切都是居正的大功。他所以成為劃時代的人物者，其故在此。但是居正的一生，始終沒有得到世人的了解。「譽之者或過其實，毀之者或失其真」，是一句切實的批評。最善意的評論，比居正為伊、周，最惡意的評論，比居正為溫、莽。有的推為聖人，有的甚至斥為禽獸。其實居正既非伊、周，亦非溫、莽：他固然不是禽獸，但是他也並不志在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