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之分析與疏通，義雖不盡新，而系統言之，今為初步。其中罅漏甚多，惟下列結語頗可得而論定焉。
一、公伯子男，皆一家之內所稱名號，初義並非官爵，亦非班列。侯則武士之義，此兩類皆宗法封建制度下之當然結果。蓋封建宗法下之政治組織，制則家族，政則戎事，官屬猶且世及，何況邦君？如其成盟，非宗盟而何？周室與諸國之關係，非同族則姻戚，非姻戚則「夷狄」。蓋家族倫理即政治倫理，家族稱謂即政治稱謂。自戰國來，國家去宗法而就軍國，其時方術之士，遂忘其古者之不如是，於是班爵祿之異說起焉。實則「五等爵」者，本非一事，既未可以言等，更未可以言班爵也。
二、五名之稱，緣自殷商，不可以言周制。今於卜辭中侯伯俱見，其義已顯，上文敘之已詳。若公則載於《殷虛書契前編》卷二第三頁者
三、《春秋》雖斷爛，其源實出魯國，故其稱謂一遵魯國之習慣，與當時盟會之實辭，周室命圭之所命，各有不同。與其謂《春秋》有褒貶之義，毋寧謂其遵魯國之習耳。
四、男之對侯，子之對伯，一則有隸屬之義，一則有庶長之別。其有等差，固可曉然。若伯之與侯，侯之於公，實不可徒以為一系統中之差別。
殷周（指西周，下文同）之世，在統治者階級中，家即是國，國即是家。家指人之眾，國指土之疆。有人斯有土，實一事耳。然世入春秋，宗法大亂。春秋初年，可稱為列國群公子相殺時代，其結果或則大宗之權，落於庶支，例如宋魯；或則異姓大夫，得而秉政，例如齊晉。晉為軍國社會最先成立之國家，其原因乃由於獻公前後之盡誅公族。桓庄之族死於先，獻惠之子殺於後。故自重耳秉政，執政者盡為異姓之卿。在此情景之下，家國之別，遂判然焉。孟子以為國之本在家者，仍以春秋時代宗法之義言之也。自家國判然為二事，然後一切官私之觀念生，戰國初年，乃中國社會自「家國」入「官國」之時期。顧亭林所謂一大變者也。前此家國非二事也。《詩》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此謂國君之公，非後世所謂公家之公，戰國人狃於當時官國之見，以為古者之班爵整嚴，殊不知古時家、部落、國家，三者不分者，不能有此也。狃於當時家國之分，殊不知殷周本無是也。狃於當時君臣之義，殊不知古之所謂臣，即奴隸及其他不自由人。金文中時有錫臣若干人之說；《論語》：「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為臣……子曰，無臣而為有臣，將誰欺？欺天乎？且予死於臣之手也，毋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皆可為證。至春秋而王公之臣幾與君子同列（君子初義本如公子）。至戰國而君臣之間義不合則去。此類家國之異、公私之分，皆殷周所不能有也。戰國所謂君臣之義，有時即正如殷周時家長與其一家之眾之義耳。吾辨五等爵之本由後人拼湊而成，有無此整齊之制，所識雖小，然可借為殷周「家國制」之證，於識當時文化程度，不無可以參考者焉。
中華民國十九年一月寫於北平
按，此文主旨，大體想就於六七年前旅居柏林時，後曾以大意匆匆寫投顧頡剛先生，為顧先生登於《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周刊》第十四期。今思之較周，節目自異，然立論所歸仍與前同。附記於此，以標同異。
校稿時補記——盂鼎，「隹殷邊侯、田（甸）雩（越）殷正百碎，率於酒，古（故）喪𠂤（師）」。曰「邊侯」，則其為斥候之意至顯，而「邊侯」之稱尤與markgraf合。
（原載1930年5月《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二本第一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