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我所著《古代中國與民族》一書中之一章也。是書經始於五年以前，至民國二十年夏，寫成者將三分之二矣。日本寇遼東，心亂如焚，中輟者數月。以後公私事紛至，繼以大病，至今三年，未能殺青，慚何如之！此章大約寫於十九年冬，或二十年春，與其他數章於二十年十二月持以求正於胡適之先生。適之先生謬為稱許，囑以送刊於北大《國學季刊》。余以此文所論多待充實，逡巡未果。今春適之先生已於同一道路上作成豐偉之論文，此文更若爝火之宜息矣。而適之先生勉以同時刊行，俾讀者有所參考。今從其命，並志同聲之欣悅焉。
二十三年六月
商朝以一個六百年的朝代，數千里的大國，在其亡國前不久帝乙時，猶是一個強有兵力的組織，而初亡之後，王子祿父等依然能一次一次地反抗周人，何以到周朝天下事大定後，封建者除區區二三百里之宋，四圍以諸姬環之，以外，竟不聞商朝遺民尚保存何部落，何以亡得那麼乾淨呢？那些殷商遺民，除以『頑』而遷雒邑者外，運命是怎麼樣呢？據《逸同書·世俘篇》：「武王遂征四方，凡憝國九十有九國，馘磿億有十萬七千七百七十有九，俘人三億萬有二百三十，凡服國六百五十有二。」果然照這樣子「憝」下去，再加以周公成王之「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真可以把殷遺民「憝」完。不過那時候的農業還不曾到鐵器深耕的時代，所以絕對沒有這麼許多人可「憝」，可以「馘磿」，所以這話竟無辯探的價值，只是戰國人的一種幻想而已。且佶屈聱牙的《周誥》上明明記載周人對殷遺是用一種相當的懷柔政策，而近發見之白懋父敦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器）記「王命伯懋父以殷八𠂤征東夷」。然則周初東征的部隊中當不少有范文虎、留夢炎、洪承疇、吳三桂一流的漢奸。周人以這樣一個「臣妾之」之政策，固速成其王業，而殷民藉此亦可延其不尊榮之生存。《左傳》定四年記周以殷遺民作東封，其說如下：
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於周為睦。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後氏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民，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丑，以法則周公，用即命於周。是使之職事於魯，以昭周父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虛。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綪茷、旃旌、大呂；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飢氏、終葵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取於有閻之土，以共王職，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聃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皆啟以商政，疆以周索。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闋鞏、沽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啟以夏政，疆以戎索。
可見魯衛之國為殷遺民之國，晉為夏遺民之國，這裡說得清清楚楚。所謂「啟以商政，疆以周索」者，尤顯然是一種殖民地政策，雖取其統治權，而仍其舊來禮俗，故曰「啟以商政，疆以周索」。這話的絕對信實更有其他確證。現分述魯衛齊三國之情形如下。
魯 《春秋》及《左傳》有所謂「亳社」者，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亳社」屢見於《春秋經》，以那樣一個簡略的二百四十年間之「斷爛朝報」，所記皆是戎祀會盟之大事，而「亳社」獨佔一位置，則「亳社」在魯之重要可知。且《春秋》記「亳社（《公羊傳》作蒲社）災」在哀四年，去殷商之亡已六百餘年，已與現在去南宋之亡差不多。（共和前無確切之紀年，姑據《通鑒外紀》，自武王元年至哀四年為631年。宋亡於祥興二年〔1279〕，去中華民國二十年〔1931〕凡六百五十二年。相差甚微。）「亳社」在殷亡國後六百餘年猶有作用，是甚可注意之事實。且《左傳》所記「亳社」中有兩事尤關重要。哀七，「以邾子益來獻於亳社」，杜雲，「以其亡國與殷同」。此真謬說。邾於殷為東夷，此等獻俘，當與宋襄公「用鄫子於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一樣，周人諂殷鬼而已。又定六年：「陽虎又盟公及三桓於周社，盟國人於亳社。」這真清清楚楚指示我們：魯之統治者是周人，而魯之國民是殷人。殷亡六七百年後之情形尚如此，則西周時周人在魯不過僅是少數的統治者，猶欽察汗金騎之於俄羅斯諸部，當更無疑問。
說到這裡，有一件很重要的事，當附帶著說。孔子所代表之儒家，其地理的及人眾的位置在何處，可以藉此推求。以儒家在中國文化進展上的重要，而早年儒教的史料僅僅《論語》《檀弓》《孟子》《荀子》幾篇，使我們對於這個宗派的來源不明了，頗是一件可惜的事。孫星衍重修之《孔子集語》，材料雖多，幾乎皆不可用。《論語》與《檀弓》在語言上有一件特徵，即吾我爾汝之分別頗顯：此為胡適之先生之重要發現（《莊子·齊物》等篇亦然）。《檀弓》與《論語》既為一系，且看《檀弓》中孔子自居殷人之說於《論語》有證否。
〔《檀弓》〕孔子蚤作，負手曳杖消搖於門，歌曰：「泰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頑，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夫子曰：「賜，爾來何遲也？夏後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而丘也，殷人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蓋寢疾七日而沒。
這話在《論語》上雖不曾重見（《檀弓》中有幾段與《論語》同的），然《論語》《檀弓》兩書所記孔子對於殷周兩代之一視同仁態度是全然一樣的。
《論語》行夏之時，乘殷之格，服周之冕，樂則韶舞。
殷因於夏利，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周監於二代，鬱郁平文哉！吾從周。
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征之矣。
《檀弓》殷既封而吊，周反哭而吊。孔子曰：「殷已愨，吾從周。」
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此外《檀弓》篇中記三代異制而折衷之說甚多，不備錄）。
這些話都看出孔子對於殷周一視同仁，殷為勝國，周為王朝，卻毫無宗周之意。所謂從周，正以其「後王燦然」之故，不曾有他意。再看孔子是否有矢忠於周室之心。
《論語》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說，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陽貨》章。又同章：佛肸召，子欲往。）
子畏於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這話直然要繼衰周而造四代。雖許多事要以周為師，卻絕不以周為宗。公羊家義所謂「故宋」者，證以《論語》，當是儒家之本原主義。然則孔子之請討弒君，只是欲維持當時的社會秩序，孔子之稱管仲，只是稱他曾經救了文明，免其沉淪，所有「丕顯文武」一類精神的話語，不曾說過一句，而明說「其或繼周者」（曾國藩一輩人傳檄討太平天國，只是護持儒教與傳統之文明，無一句護持滿洲。頗與此類）。又孔子但是自比於老彭，老彭是殷人，又稱師摯，亦殷人，稱高宗不冠以殷商字樣，直曰「書曰」。稱殷三仁，尤有餘音繞樑之趣，頗可使人疑其有「故國舊墟」「王孫芳草」之感。此皆出於最可信的關於孔子之史料，而這些史料統計起來是這樣，則孔子儒家與殷商有一種密切之關係，可以曉然。
尤有可以證成此說者，即三年之喪之制。如謂此製為周之通制，則《左傳》《國語》所記周人之制毫無此痕迹。孟子鼓動滕文公行三年之喪，而滕國卿大夫說：「吾先君莫之行，吾宗國魯先君亦莫之行也。」這話清清楚楚證明三年之喪非周禮。然而《論語》上記孔子曰：「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這話怎講？孔子之天下，大約即是齊魯宋衛，不能甚大，可以「登太山而小天下」為證。然若如「改制托古」者之論，此話非刪之便須諱之，實在不是辦法。惟一可以解釋此困難者，即三年之喪，在東國，在民間，有相當之通行性，蓋殷之遺禮，而非周之制度。當時的「君子（即統治者），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而士及其相近之階級則淵源有自，齊以殷政者也。試看關於大孝，三年之喪，及喪後三年不做事之代表人物，如太甲、高宗、孝已，皆是殷人。而「君薨，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者三年」，全不見於周人之記載。說到這裡，有《論語》一章，向來不得其解者，似可以解之：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此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