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國榷》這部書
二十五年前，我在北京圖書館讀《明實錄》，抄《朝鮮李朝實錄》，想從這兩部大部頭書里，找出一些有關建州的史料，寫一本建州史。因為清修《明史》，把它自己祖先這三百年間的歷史都隱沒了，竄改了，歪曲了，為的是好證明清朝的祖先從來沒有臣屬於明朝，沒有受過明朝的封號，進一步強調建州地區從來不屬於明朝的版圖等政治企圖。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在修《四庫全書》的時候，把明人有關建州的真實史料都作了一番安排，辦法多種多樣，一種是毀板，禁止流通；一種是把書中有關地方抽掉，弄成殘廢；一種是把有關文字刪去或改寫。推而廣之，連明朝以前有關女真歷史的著作也連帶遭殃，不是被刪節便是被竄改了。這樣做的結果，從十四世紀到十七世紀中期這一段期間的建州史實，在整個歷史上幾乎成為空白點，我們對建州族的社會發展、生產情況、生產工具、社會組織、風俗習慣、文化生活、部落分布等不是一無所知，便是知道得很少。這是個歷史問題，應該解決。解決的辦法是努力收集可能得到的史料，加以組織整理，填補這個人為的空白點，從而充實豐富祖國各族大家庭的可愛的歷史。
當時，我從《朝鮮李朝實錄》中抄出有關建州和中朝關係的史料八十本，這些史料大部分是朝鮮使臣到明朝和建州地區的工作報告，很具體，很可靠，對研究明朝歷史，特別是研究建州歷史有極大幫助。這部書定名為《朝鮮李朝實錄中之中國史料》。隔了二十多年，最近才抽工夫校補，交給中華書局，正在排印中。
另一個主要史料《明實錄》，讀來讀去，讀出了許多困難。第一是這書沒有印本，只有萬曆以後的各種傳抄本。私人傳錄，當時抄書的人，怕這書部頭大，有時任意偷懶，少抄或漏抄以至錯抄的地方很多。錯字脫簡，到處都是。更糟的是這書原來就不全，因為崇禎這一朝根本沒有實錄。天啟呢，在清初修《明史》的時候，因為《天啟實錄》里如實記載了當時宰相馮銓的醜事，馮銓降清以後，憑藉職權方便，把記有他醜事的這一部分原本偷走毀滅了，以此，《明實錄》的傳抄本也缺了這部分。補救的辦法是多找一些《明實錄》的傳抄本，用多種本子互相校補，但是，這個辦法在二三十年前的私人研究工作得不到任何方面支持的情況下，是辦不到的。另一個是找一部明末清初人的有關明史的較好的著作，這部書就是談遷的《國榷》。
《國榷》這部書，知道的人很少，因為沒有印本流通，只有傳抄本，有機會看到的人不多。二十五年前的北平，只有前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有一部曬印本，很珍貴，不能出借。記得在1932或1933年為了查對一條材料，曾經翻閱過一次，以後便再也沒有機會見面了。
想望了二三十年，如今頭髮都白了，在解放了的祖國，在黨的整理文化遺產的正確方針下，中華書局排印了這部六大厚冊五百萬字的大書，怎能叫人不高興，不感激，不歡欣鼓舞！這部書就我個人的治學經歷來說，也是一個鮮明的今昔對比。
《國榷》一百零四卷，卷首四卷，共一百零八卷。據談遷《國榷》義例，原稿原來分作百卷，現在的本子是海寧張宗祥先生根據蔣氏衍芬草堂抄本和四明盧氏抱經樓藏抄本互相校補後重分的。這書是明朝的編年史，按年按月按日記載著者認為重大的史事，起元天曆元年到明弘光元年（1328一1645）。卷首四卷分作大統、天儷、元潢、各藩、輿屬、勛封、恤爵、戚畹、直閣、部院、甲科、朝貢等門，是綜合性的敘述，便於讀者參考的。
原書有崇禎庚午（1630）新建喻應益序，說：「三代而後……野史之繁，亦未有多於今日者，然見聞或失之疏，體裁或失之偏，紀載或失之略。……鹽官談孺木，乃集海鹽、武進、豐城、太倉、臨朐諸家之書凡百餘種，苟有足述，靡不兼收，勒為一編，名曰《國榷》。」天啟丙寅（1626）談遷自序批評了在他以前的幾個明代編年史的作者以後，說：「故予竊感明史而痛之，屢欲振筆，輒自慚怒臂，不敢稱述。間窺諸家編年，於訛陋膚冗者妄有所損益，閱數歲，裒然成帙。」序後又有跋：「此丙寅舊稿，嗣更增定，觸事凄咽，續以崇禎、弘光兩朝，而序仍之，終當復瓿，聊識於後。」由此可見《國榷》初稿完稿於公元1626年，以後陸續改訂，過了二十年，1645年以後，又續加了崇禎、弘光兩朝。據義例所說《國榷》創稿於公元1621年，1647年被小偷偷走原稿，又發憤重新編寫，1653年帶稿子到北京又加修訂，那麼，這部書的編纂時間前後已經超過三十年了。
二 談遷寫《國榷》
《國榷》的主要根據除明列朝實錄和崇禎邸抄以外，1630年喻應益《國榷》的序文，說他采諸家著述凡百餘種，這話是有事實可查的。試以卷一到三十二的引書為例，談遷參考過明代人著作有葉子奇、宋濂、王禕、解縉、蘇伯衡、方孝孺、金幼孜、楊士奇、吳寬、李賢、李夢陽、丘浚、葉盛、姚福、鄭曉、雷禮、王世貞、王世懋、王鏊、王瓊、楊守陳、何喬新、薛應旗、陸深、馮時可、袁帙、何喬遠、鄧元錫、姜南、郭正域、吳朴、周暉、敖英、晏璧、鍾士懋、林之盛、陳於陛、馬晉允、陶望齡、楊廉、崔銑、羅鶴、袁又新、許重熙、張適、劉鳳、顧清、嚴從簡、郭子章、趙汝濂、高岱、廖道南、劉文征、徐學謨、陳仁錫、顧起元、霍韜、黃佐、陳懿典、朱國楨、謝鐸、朱鷺、黃瑜、陳建、黃金、李維楨、尹直、楊慎、顧璘、焦竑、田汝成、茅瑞徵、楊寅秋、勞堪、郭棐、羅玘、唐樞、王錡、王廷相、張志淳、陳士元、屠隆、黃志清、程敏政、儲瓘、于慎行、趙時春、徐日久、陳敬宗、陳漣、冒起宗、包汝楫、周聖楷、陳善、吳中行、羅洪先、李濂、葉向高、胡松、陳廷諤、錢士升、黃省曾、袁懋謙、史繼階、許相卿、葉燦、史桂芳、何景明、陳鎏、張鼐、凌翰、朱睦、尹耕、謝彬、姚淶、陳德文、徐必達、陳繼儒、張溥、陳子龍、沉德符、屠叔方、姚士磷等一百二十多家。其中引用最多的是海鹽鄭曉的《吾學編》《今言》，豐城雷禮的《大政記》《列卿記》，太倉王世貞的《弇山堂別集》，武進薛應旗《憲章錄》，屠叔方的《建文朝野彙編》，朱鷺的《建文書法擬》，焦竑的《獻征錄》，徐學謨的《世廟識余錄》，鄧元錫的《明書》，高岱的《鴻猷錄》，等等。
黃宗羲撰《談君墓表》，說他：「好觀古今之治亂。其尤所注心者在明朝之典故，以為史之所憑者實錄耳。實錄見其表，其在里者已不可見，況革除之事，楊文貞（士奇）未免失實，泰陵之盛，焦泌陽（芳）又多醜正，神熹之載筆者皆宦逆奄之舍人，至於思陵十七年之憂勤惕厲，而太史遁荒，皇宬烈焰，國滅而史亦隨滅，普天心痛。於是汰十五朝之實錄，正其是非，訪崇禎十五年之邸報，補其闕文，成書名曰《國榷》。」朱彝尊《靜志居詩話》說他：「留心國史，考證皇朝實錄寶訓，博稽諸家撰述，於萬曆後尤詳，號為《國榷》。」由此可見談遷原來編撰《國榷》的用意，是因為明列朝實錄中有幾朝實錄有失實、丑正、歪曲的缺點，是因為諸家編年有訛陋膚冗的毛病，才發憤編纂的。到國亡以後，不忍國滅史亦隨滅，又訪求邸報（政府公報），補述崇禎、弘光兩朝史事，寄亡國的悲憤於先朝史書之編修，自署江左遺民，則是以愛國遺民的心情重寫國史，和原來的以留心國史、典故的歷史家心情編撰國史的時候有所不同了。其次，談遷編撰《國榷》，主要的根據是列朝實錄和邸報，參以諸家編年，但又不偏信實錄，也不側重私家著述；他對史事的記述是十分慎重的，取材很廣泛，但選擇很謹嚴，擇善而從，不憑個人好惡。第三，建州史料萬曆以後最關緊要，《國榷》於萬曆後尤詳，特別是崇禎朝沒有實錄，談遷根據邸報編述了這十七年間的事迹。由於當時這書並未刊行，因之也沒有經過四庫館臣的胡亂刪改，我們可以根據《國榷》的記載和清修《明史》核對，就這一點而說，《國榷》這書對研究建州史和明朝後期歷史是有積極貢獻的。第四，1647年全稿被竊，他並不喪氣，為了保存前朝史事，又發憤重新編寫，這種忠於學術研究，忠於國家民族的堅貞不拔，不為困難所嚇倒的精神氣節，是非常值得後人崇敬和學習的。當然，談遷也有他的時代局限性，如他對農民起義軍的仇視，對國內少數民族和鄰邦的態度和侈談災異迷信，以及文字敘述的過分簡約等，都是顯著的缺點，也是封建時代史家的一般缺點，我們要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用這部書作研究資料時，是要注意到這些缺點的。
還有一點很有意思的，是關於建文帝的記錄。《太祖實錄》的第三次修改本根本不承認建文帝這一朝代的存在，把建文年號取消，用洪武紀年。《國榷》不但恢複了建文年號，而且紀事也站在建文的立場上，在永樂起兵以前，稱永樂為燕王，到起兵以後，建文帝削除燕王位號，便直稱永樂為燕庶人了。我們要注意從明仁宗一直到崇禎帝都是永樂的子孫，談遷是亡國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