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從《十五貫》說起
1956年浙江崑蘇劇團上演了改編的崑曲《十五貫》之後，各地其他劇種也紛紛改編上演，況鍾這個封建時代的好官，逐漸為成千上萬的觀眾所熟識了。這戲中另一個好官周忱，是況鐘的上司和同鄉，也被賦予和況鐘不同的性格，成為舞台上的人物。
《十五貫》成功地塑造了況鍾這個歷史人物，刻畫了他的性格、思想感情。他通過具體分析，進行現場調查研究，得出正確結論，終於糾正了主觀主義、官僚主義的錯誤判斷，平反了冤獄，為人民辦了好事。這個戲形象地突出了反對主觀主義、反對官僚主義這個主題，是具有現實的教育意義的，是個好戲。
但是，《十五貫》這個故事，其實和況鍾並不相干。
《十五貫》的故事出自《宋元話本》的《錯斬崔寧》，大概是宋朝的故事。明朝末年，有人把這故事編在一部書里，題名為《十五貫戲言成巧禍》，清初的戲劇家朱素臣又把它改編為《十五貫傳奇》。現在上演的本子，是根據朱素臣的本子改編的。從故事改編的發展來說，一次比一次好，迷信成分去掉了，複雜的頭緒減少了，人物的形象更典型了，深刻了，也就更生動了；藝術感染力量更強烈了；教育主觀主義、官僚主義者的效果也就更好了。
那麼，問題就來了，《十五貫》既然是宋朝的故事，況鍾卻是明朝人，從宋末到明前期，相差有一百幾十年，為什麼戲劇家一定要把這故事算在況鍾名下呢？
這是因為況鐘的確是歷史上的好官，也的確替當時負屈的老百姓申過冤，救活了不少人命，在當時人民中威信很高。其次，朱素臣是蘇州人，對《十五貫》的故事和況鍾這個人物的傳說都比較熟悉。戲劇家為了集中地突出故事情節，集中地突出歷史人物，把民間流傳已久的《十五貫》故事，和當時民間極有威望的好官況鍾結合起來，一方面符合人民對於清官好官的迫切要求，一方面也反映了一定時期的歷史情況，是完全可以允許的藝術處理。
正因為如此，這故事不但得到廣大人民的喜愛，連況鐘的子孫也認為確有其事了。況鍾九世孫況延秀編的《太守列傳編年》上說：
折獄明斷，民有奇冤，無不昭雪。有熊友蘭、友惠兄弟冤獄，公為雪之，闔郡有包龍圖之頌，為作傳奇，以演其事。惜一切讞斷，不能盡傳於世。
二 況青天
封建時代的官僚，被人民表揚為青天，是很不容易的事。
由於封建統治階級一貫剝削、虐待人民，和人民對立，老百姓在平常時候，是怕官的。老百姓和官的關係是，一要完糧，二要當差，三呢，遭到冤枉要打官司。這三件事都使老百姓怕官，一有差錯，就得挨板子、上夾板，受到種種非刑，關進班房，以至充軍、殺頭等，老百姓怎能不怕？
但是，一到了階級矛盾十分尖銳，老百姓忍無可忍，團結起來暴動的時候，情況就完全改變了。人民自己已有了武裝，也有了班房，那時候，老百姓就不再怕官了，害怕發抖的是官。以此，歷史上每次農民起義，矛頭總是首先針對著本地的官員，口號總有殺盡貪官污吏這一條。
由於封建統治階級的統治基礎是建立在對廣大農民的剝削、掠奪上面的，封建官僚是為了地主階級利益服務的；一切政治設施的最後目的，都是為了鞏固和加強封建統治。這樣，也就不難理解在封建官僚的壓迫、奴役下，廣大人民對於比較清明、寬大、廉潔政治的嚮往，對於能夠採取一些措施，減輕人民負擔，申雪人民冤枉的好官的擁護了。對於這樣的好官，人民作了鑒定，叫作青天。
也正由於封建時代的青天極少，所以歷史上屈指可數的幾個青天，也就成為箭垛式的人物，許多人民理想中的好事都被堆砌到他們身上了。像宋朝的包拯，明朝的況鍾和海瑞，都是著名的例子。
也還必須指出，儘管歷史上出現了幾個青天，是當時人民給的稱號。但是，也絕不可以由此得出結論，以為青天就是站在人民立場的政治家。不是的，恰恰相反，他們都是為封建統治階級利益服務的官僚，在這一點上，也和當時其他封建官僚一樣，是和人民對立的。不過，由於他們的出身和其他關係，比較接近人民，了解人民的痛苦，比較正直，有遠見，為了維持封建統治階級的長遠利益，緩和階級矛盾，在不損害封建統治階級的根本利益前提下，有意識地辦了一些好事。這些好事是和封建統治階級的長遠利益一致的，也是和被壓迫被剝削的廣大人民當前利益一致的，對當時的生產發展，對歷史的進展有好處的。因此，他們在當時被人民叫作青天，在歷史上也就應該是被肯定的，值得紀念的，在某些方面，還是值得今天學習的人物。
況鍾（1383—1442），江西靖安人。從1430年起任蘇州知府，一直到1442年死在任上，連任蘇州知府十三年。
蘇州地方殷富，人口稠密，土地集中，人民貧困，階級關係比較緊張。在況鍾以前，做知府的不要說久任，連稱職能夠做滿任期的也沒有一個。況鍾以後，也還出過幾個好官，不過都比不上他這樣有名，為人民所愛戴歌頌。
從唐宋以來，封建王朝任命官僚，主要是用科舉出身的人，上過學，會寫一定格式的詩、文，通過考試，成為叫作進士或者舉人的知識分子。一般在衙門裡辦事的吏（科員），地位很低，只能一輩子做吏，是做不了官的。明朝初期，科舉出身的人還不夠多，官和吏的區別還不十分嚴格，以後就不同了。況鐘的父親是一家地主的養子。況鍾從小也念過一點書，但沒有考上學校。到成年以後，1406年被選作靖安縣的禮曹（管禮儀、祭祀一類事務），一直做了九年的吏。他為人幹練精明，通達事務，廉介無私，為縣官所重視。也正因為他做了多年的吏，直接和人民打交道，不但了解民間痛苦，也深知吏的貪污害民行徑，到後來做了官，便有辦法來制裁這些惡吏了。
靖安知縣和當朝的禮部尚書（管禮儀、祭祀、考試的部長）是好朋友，當況鍾做滿九年的吏，照例要到吏部（管任免、考核官員的部）去考績的時候，靖安知縣便寫信給這個朋友，推薦況鐘的才能。禮部尚書和況鍾談了話，也很器重，便特別向皇帝推薦。明成祖召見況鍾，特任為禮部儀制司主事，以後升為郎中，一連做了十五年京官。
在這十五年中，況鍾和當時許多有名的政治家來往，成為朋友，交換了對政治上的許多看法。其中主要的是江西同鄉的京官。在封建時代，交通很不方便，官僚們對同鄉是很看重的，來往較多，政治上也互相影響，這種關係稱為鄉誼，是一種封建關係。況鐘的同鄉中有許多是當權的大官，有聲名的政治家，況鍾深受他們的影響，在況鍾以後的政治活動中，也得到他們的支持。
明成祖在打到南京，做了皇帝以後，任命七個官員替他管理機密事務，叫作「入閣」，後來叫作「拜相」。這七個人中有五個是江西人，其中泰和人楊士奇和況鐘關系最深，南昌人胡儼、湖北石首人楊溥也是況鐘的朋友。此外，江西吉水人周忱和況鍾也很要好。
明成祖死後，三楊當國，三楊就是原來七人內閣中的三個，是楊士奇、楊溥和楊榮。這三人都是有能力的政治家，在他們當國時期，政治是比較清明的。
1430年，明封建王朝經過討論，為了進一步加強統治，增加財政收入，認為全國有九個大府，人眾事多，沒有管好，其中特別是蘇州府，交的稅糧比任何一省都多，政治情況卻十分不好，官吏奸貪，人民困苦，欠糧最多，百姓逃亡。要百官保舉京官中有能力而又廉潔的外任做知府，來加強控制。禮部和吏部都推薦況鍾，首相楊士奇也特薦況鍾做蘇州知府。為了加重況鐘的權力，明宣宗還特別給以「敕書」（書面命令），許以便宜行事，並特許他可以直接向皇帝寫報告，提建議。
我國在過去漫長時期是農業國，封建王朝的經濟基礎是農業。王朝的全部收入百分之九十以上出自農民交納的糧食，服兵役和無償勞役的也主要是農民。要是農民交不起糧或者少交糧了，農民大量逃亡外地，不當差役了，便會發生嚴重的政治危機，危害封建王朝的統治地位。
由於宋元以來的歷史發展，東南地區的農業經濟大大發展了，顯出一片繁榮氣象。況鍾所處的十五世紀前期，正是明王朝的全盛時期。但是，這個地區的繁榮，這個時期的全盛都只是表面上的，內部卻包含著嚴重的危機。
危機是農民負擔過重。
就東南一帶而說，農民負擔之重居全國第一。這時全國的實物收入，夏稅秋糧總數約三千萬石，其中浙江一省佔二百七十五萬多石，約佔全國收入十分之一弱。蘇州一府七個縣卻佔二百八十一萬石，比浙江一省交的糧還多。松江府一百二十一萬石，也很重。以蘇州而論，墾田數只有九萬六千五百零六頃，佔全國墾田數百分之一點一，交納稅糧呢，卻佔全國稅收的百分之九點五。
為什麼江南地區的農民負擔特別重呢？這是因為從南